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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的结果来看，似乎肃顺等人取得了胜利。
但在皇权思想颇盛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肃顺等人与慈禧围绕太后是否临朝听政问题的较量，是以肃顺等人为代表的臣权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皇权的较量。
肃顺等人的“胜利”
中酝酿着危机与大祸，为慈禧以后治罪肃顺等人提供了口实。
当时在热河化名守黑道人的军机章京即明确指出：如肃顺等人并不过分强求，慈禧未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发下，而是“将此折淹了，诸君（肃顺等人）之祸尚浅”
。
“搁车之后，（慈禧）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
……吾谓诸君之祸，肇于搁车矣”
。
需知，此段议论并非“辛酉政变”
后人们的追思之论或后见之明，而是事前的前瞻预言。
这名不出名的军机章京何以有此未卜先知之明？因其已看到肃顺等人与皇权抗争必然失败的命运。
故此，这名军机章京大骂肃顺等人“可谓浑蛋矣”
。
“浑蛋者”
，既是村夫市井的粗俗之语，又是在讥责肃顺等人不识时务，竟敢冒天下之大不匙，公然与皇权对抗，在政治方面未免过于幼稚与无知。
如果说肃顺等人在热河与慈禧的多次较量基本打成平手，主要是依赖于其在热河的强大影响及部分清廷官员暂时认可了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的话，那么，一旦清廷回到北京，广大官僚士大夫即要全力维护皇权的常态秩序了。
肃顺等人的失败不但即将临头，而且充满了必然性。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较量之四：曹曹、王莽者流与孤儿寡母。
清廷决定回到北京之时，肃顺等人自恃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轻估了皇权思想对朝臣的巨大影响力量。
而慈禧太后与小皇帝回到北京后，则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正统皇权思想和忠君意识，将自己打扮成长久受人欺侮的孤儿寡母，肃顺等人则是欺君藐上、专权谋逆的乱臣贼子，直如西汉王莽之于汉平帝及孺子婴，东汉董卓、曹操之于汉献帝等。
慈禧与小皇帝刚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对循例前来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
，“缕述三奸欺藐之状”
，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
大学士周祖培奏称：“何不重治其罪？”
其实早在热河之时，慈禧即密令醇郡王起草上谕，罗列了肃顺等人“不能尽心和议”
，反对清帝回京，奏对之时，“常常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
等罪名。
慈禧此时虽暗藏杀机，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以弱者的姿态询问，“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奕訢亦以“祖培等弱昧不足与共谋”
。
未向其透露政变机密。
故此，尚蒙在鼓里的周祖培继而出谋划策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
慈禧顺水推舟答称：“善。”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一直在利用朝野上下的皇权思想及其颁布上谕之权与肃顺等人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1861年11月2日（农历十月三十），奕訢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载垣、端华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
奕訢等人立于宫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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