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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梁雨润同志的意见，县委应全力支持这样的行动。”
县委常委会上，全体人员都举起了双手。
县委常委的这一举手，接来的事可把梁雨润忙惨了。
然而忙还毕竟是第二位的事，更让他内心暗暗打颤的是，一些在老百姓眼里被视为生死攸关的事，当反映到我们的某些领导和干部那儿后完全没有被当作一回事，或者轻描淡写地应付几下甩到了一边，结果问题越拖越赘，最后让群众哭天不应，叫地不灵，轻者骂娘，重者砸党政机关大门。
当有人看到群众真的砸党政机关大门时，他们出口就骂是“刁民造反”
。
君不知，一向温和谦让的平民，为何在你那里要起来“造反”
呢？
有道是官逼民反。
其实官不公，官不正，官不办事，民确实是要反的。
梁雨润处理的下面两起民事案颇为典型。
这位“百姓书记”
因为懂得上面这个理，所以经他之手，两起分别拖了18年和３２年的上访案也就迎刃而解，被在晋南大地传为美谈。
什么问题让农民最忧心？什么事对农民来说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没在农村呆过，没有干过农村工作的人，是绝对想象不出来。
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
农民做梦都想得到的自然是土地，因为土地是他们赖于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衡量财富的唯一尺度，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都是这样过来的。
即使到了世界已经开始进入知识经济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推行的第一项政策就是满足农民们对土地的渴望，“分田到人，包产到户”
使几乎贫困到边缘的中国八亿农民重新获得了解放，并且在之后的一二十年里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至今，我们中国的社会，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科技战线，或者是教育文化界，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土地意识与经营土地的理念，一直主宰着我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
这不单是一种封建意识，把这样的土地意识简单地视为封建文化，是狭隘的。
中国人的土地意识是这个农业大国与生俱来的，即使我们跟着整个世界的步伐全面实现了现代文明，也无法抹去我们对土地深厚和浓烈的感情。
过去在农村我听父辈们讲过许多很有意思的事：说有一个农民，祖辈三代一直给别人当佃农，后来到第四辈时，这户人家积存了几十块银洋，那时蒋石介的统治快要完蛋了，有些富人害怕共产党，就在逃离大陆时很便宜地将土地卖给了佃农。
这家佃农趁此机会买了40多亩地。
当祖辈四代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田地里干活时，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40亩地靠全家几个劳力干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些老佃农就找到这家户主，说过去我们都是佃户，现在你家有田了，可以当地主了，我们租你们几亩地种种如何？这户人家说不用，说我们自己能种。
可到他们买回这40亩土地整一周年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了大江，江南一带全解放了。
之后紧接着便是土改，划成份。
按照当时政策规定，40亩土地可以评为一户富农了。
负责划成份的乡干部过去与这户人家的主人都是地主的佃农，便悄悄跑到老朋友家透消息，说你也是吃苦人家出身，买的这40多亩地也是血汗钱换来的，不易啊。
可现在社会变了，按政策规定你家这么多地就该是“地富反坏分子”
了，但我不忍心见到你们一家划进阶级敌人的那一边。
怎么办，最好还是你们主动把土地退了，那个地主老财家不是还有个老家伙没到台湾去嘛！
你们把地一还，啥事就都没啦，与我们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新主人了！
老朋友走了，这户人家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宿，最后还是决定不将地退给地主家，说啥都可以不要，但这地已经是我们家的了，就不能丢掉，就是扣一顶富农帽子也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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