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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暂时搁置。
这正像牛顿的世界是以米为测量单元的，是一个肉眼所及的常规物质世界。
当更加宏观和更加微观的科学体系诞生，光年和纳米同样成为了重要的测量单元，我们的世界就不仅仅再是牛顿眼中的世界了。
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中，大于“人物”
和小于“人物”
的认知和感受纷纷涌现，我们的叙事会不会有变化？肯定会有的。
王安忆写“王琦瑶们”
，就是超人物和超情节的写作，事实上，也是她书中最为散文化的部分。
王尧：跨文体本身也不会拘泥于一式一法，在作家那里有不同的尝试。
韩少功：一般来说，小说有点像日常性的中景摄影，机位已经固定，看人总是不远也不近。
散文呢，没有固定机位，镜头可以忽远忽近，叙事单元可以忽大忽小。
蒋子丹最近写一本《边城凤凰》，也发现了这个好处。
王尧：把散文因素带进小说，作为叙事方法的一种，我想一部分读者对此是可以接受的。
俄国人以前就不怎么区分小说与散文，只区分“散文”
和“韵文”
。
韩少功：我发现，没有怎么接受过正统文学理论训练的人，倒是比较容易接受这种不三不四的写法。
有一位退休老太太对我说，我的《归去来》《爸爸爸》那一类她都看不懂，也不喜欢，倒是《暗示》能让她读得开心。
我问她难不难懂，她说太容易懂了。
王尧：文体不又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文体变化表现出作家眼中世界的变化，表现出作家们知识角度和知识方式的变化。
中国的大众太大，需要多种多样的小说。
我注意到，经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文学潮流，像你这样的一部分中年作家，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似乎在重新苏醒，与八十年代作家们急于回到个人的情形构成了一个对比。
韩少功：文学有社会和政治的功能，在某些局部的、短暂的环境里特别是这样。
但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和一个较大的空间来看，文学的具体功利作用又非常有限。
世界上已经有几千年的文学累积，但是世界大战要打还是打，歌德和但丁都无法阻止；专制暴君要出现还是出现，《红楼梦》也无法阻止。
烦恼、忧郁、堕落、自杀这些东西绝不会比几千年前少。
我们的文学似乎没有使人心或者人性变得更好一些。
当然，这种遗憾，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来说同样适用。
但是反过来说，文学的社会功能很有限，不应该成为作家们漠视社会的理由。
哪怕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若没有深远和广阔的社会关怀，“个人”
就只是一具空洞的皮囊。
关心个人，是关心社会中的个人。
海德格尔说过：冷漠相处也是一种共处，与互不相关是绝不相同的。
尼采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吧？但他若不是焦虑于社会现实，会为自己的一条领带或一次**突然在大街上发疯吗？现在很多人想当尼采，但心底里只惦记着自己的领带和**，所以一时半刻恐怕当不成。
王尧：文学家不能最终改造社会，文学家又不得不关注社会。
这好像是一个悖论。
韩少功：是一个悖论。
好的文学一定是关怀社会的文学，但好的文学不一定能改造社会，至少不可能把社会改造成文学所指向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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