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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要看看他们针对的是什么样的文艺，什么时代的文艺。
韩少功：对于人的精神来说，思想与感觉是两条腿，有时左腿走在前面，有时右腿走在前面。
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社会想像成一个人，恐怕也是这样。
思想僵化的时候，需要用感觉来激活。
感觉毒化的时候，需要思想来疗救。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在漫长的历史中，每个时代都有文艺，但并不是每个时代的文艺都是人类精神的增长点。
我猜想古人们有时会碰上一个文艺繁华但又平庸的时代，一个文艺活跃但又堕落的时代，才有了上述一些怀疑。
“卑艺文”
之所以成为历史上周期性地出现，原因很可能是文艺本身在周期性地患病，正如思想理论也会周期性地患病。
俄国有个思想家叫别尔嘉耶夫，有幸遇到了一个文艺生机勃勃的时代。
他说文学家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的贡献高于哲学家，他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引用的文学成果远远多于哲学成果。
叙事方式从来就多种多样
王尧：因此文体应该永远是敞开的，或是文学向理论敞开，或是理论向文学敞开，边界在不断打破中重新确立，结构在不断瓦解中获得再造。
从你的文体实验来看，散文和小说也是可以融和的。
我也和方方讨论过这一问题，她说《暗示》只有韩少功能够写，这是小说的一种写法。
韩少功：一种文体的能量如果出现衰竭，文体就自然会发生变化。
我看南帆、蔡翔与我也差不多，也在尝试理论的文学化，或是文学的理论化，与有些作家的尝试殊途同归。
把理论与文学截然分开是欧洲理性主义的产物，并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东西，中国的散文传统就长期在这个规则之外，《圣经》《古兰经》也在这个规则之外。
但跨文体只是文体的一种。
叙事方式从来就是多种多样的。
你深入进去了，知道每种方式都有长有短。
世上没有完美的方式，须因时、因地、因题材对象而异。
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有盛有衰，有起有落，不会永远是一个丰收的园子，也不会永远是一个荒芜的园子。
王尧：某些传统小说的因素在你的新作里仍然存在，比如人物和情节。
但似乎你并不时时把它们当成写作的重点，相反，某一个方言词语，某一个具象细节，甚至某一段历史，会占据作品里很大的篇幅。
你是否觉得人物与情节已经不足以胜任你的表达，因此你必须经常跳到人物与情节之外来展开叙事？甚至展开了思考与议论？
韩少功：人物与情节一直是小说的要件，今后恐怕还将是小说的要件，将继续承担作家们对生活的感受和表现。
但叙事的对象不会一成不变。
以前作家眼里只有人物，还有人物的情节，下笔就一场一场往前赶，其余的都成了“闲笔”
，甚至根本装不进去，这是受制于我们日常肉眼的观察，受制于我们戏剧和小说对生活的传统性理解，无非是把“个人”
当做了人的基本单元。
在二十世纪科学与哲学的各种新成果产生之前，我们看人也只能有这样的单元。
随着人的认知和感受范围的扩展，叙事单元其实可以大于“人物”
，比方说叙人群之事：王安忆在《长恨歌》的前几章写到“王琦瑶们”
，把一群人当成一个角色，有点社会学和民族志的笔法。
叙事单元也可以小于“人物”
，比方说叙琐屑细节之事：我在《暗示》中讲过一个动作或者一顶帽子的故事，至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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