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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也可以说街道是餐厅，因为好多人在街上吃东西；还可以说街道是战场，因为有些人在街上杀人抢劫；还可以说街道是运动场，因为有些人在街上滑旱冰或者跑步。
我说街道的这么多功能怎么统一到你的现代性命题下去呢？我留了一句话没有说：就算统一到现代性命题下又怎么样？“现代”
怎么了？不“现代”
又怎么了？我忍住没说。
我提问以后，那个法国人支支吾吾。
主持人便来解围，说双方都有道理，但互相存在着误解。
其实有什么误解？他说街道有现代性，这一点谁误解他了？他也许想找出现代街道的特点，这我能够理解，但像他那样说，只能越说越糊涂。
王尧：这几年你特别强调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量，对文化研究似乎也怀有这样的期待。
韩少功：学问的生命，在于对现实具有解释力，不在于它有多么华丽或多么朴素，不在于它是古老还是新潮。
文化研究是社会人文科学转向日常微观领域的一种努力，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人文科学从此就只是一堆华丽的碎片，可以被任何一个学术花花公子玩了就扔。
放弃宏大叙事，只是放弃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并不是意味着人们不再想大事，不再关注大问题。
这就是“游击战”
和“游乐场”
的区别。
王尧：你所谈到的不仅是文化研究中的问题了，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不少类似的现象。
其实，如何接通自己的思想经历，对学术研究也是重要的。
《暗示》后面的《附录二：索引》就很有意思。
现在的文化研究还处于转述西方的话语阶段。
我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中国的学者会辟出一块新天地。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学界关注的，那就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韩少功：文化与文学，本来就有很近的血缘关系。
因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是拒绝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这些方法和态度，肯定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活力，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
当然，需要区分的是：一种是文学研究，一种是仅仅把文学当做素材的文化研究，两者不是一回事。
把文学当做素材的文化研究，与把文学当做素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是有区别的。
有些文化研究者重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没有什么不好，但闯入文学领域以后，“游击战”
可能有点滥杀无辜，有点公报私仇，有点只破坏不建设，戴着有色眼镜，凡事都上纲上线突出政治。
他们要解构莎士比亚，因为这家伙的作品里有男性霸权主义。
他们要打倒索尔·贝娄，因为这家伙的作品里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
这种研究有没有必要呢？当然也有。
但同是轻视妇女，莎士比亚与三流作家还是有区别吧？
王尧：严格地说，大多数作家都很难完全避免意识形态的偏见，但一流作家与三流作家永远是有区别的。
韩少功：这些区别就没有意义？就不值得略加关照？一个作品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成体。
我曾经在文章中打过这样一个比方：萝卜有维生素，还有氨基酸和水，如此等等。
但维生素这东西，萝卜里有，垃圾里也有。
如果有人只关注维生素，一个维生素主义打天下，那么萝卜与垃圾也没有区别，好萝卜与坏萝卜，大萝卜与小萝卜，也统统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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