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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对，欧洲的人口压力较轻，缺乏农耕社会里普遍的植物知识和中草药知识，死亡率总是较高。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文化相对鼓励爱情和性，就有了生存的合理性。
基督教主张节欲，但也严厉反对堕胎，还严厉压制同性恋这种“开花不结果”
的行为，在中世纪把同性恋者拉去一个个杀头，也都有了生存利益的背景。
以致后来不少同性恋者，常常有一种反基督教专制的叛逆色彩。
王尧：一种文化的生成和延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恩格斯曾经以中世纪为例，批评了历史是简单中断的观点。
韩少功：不了解当时的生态，包括人口、物种、地理等等情况，很可能就冒道德主义的虚火，说传统礼教只是一些居心不良的家伙所为，纯粹是不让我们中国人过幸福日子。
这种指责是一种最偷懒的解释。
历史上有没有坏人？当然有。
但从一个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来看，个人道德因素是很微弱的。
大势好的时候，坏君坏臣也会办好事；大势不好的时候，好君好臣也会办坏事。
王尧：有人担心，注重生态会不会回到地理决定论？
韩少功：任何“决定论”
都是片面的、单元的、机械的，比如地理决定论就忽略了文化、政治等因素对地理的反作用。
我在印度的时候，发现街上有很多自由自在的猴子、松鼠、鸟，就像走进了动物园。
他们的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要比中国好得多。
要说原因很简单：印度宗教强大，教徒们不杀生，连苍蝇和蚊子也不打，不像中国人那么好吃，连青蛙和麻雀都快吃光了。
这就是宗教的作用。
也许，印度教以及佛教最开始都是对天灾或者人祸的文化反应，是一种生存方式的被迫调整，但一旦形成以后，就会反过来发生各种影响，包括发生对生态的影响。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看历史不仅仅要谈生态，也要谈别的，谈复杂的因果网络。
中国科举制的对外出口
王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笔巨大的遗产，也是制约我们现代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
现在看来，我们与传统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需要重新确立。
细想一下，如何看中国，如何看世界，其实一直是个问题。
如同不可能重新回到“五四”
一样，现在也不可能回到传统，但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可以从对文化典籍的重新理解开始。
在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的创新再造，肯定不是模仿照搬，需要打掉一些麻木的心理。
一个民族连读书人都不相信自己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有点可悲了。
当年鲁迅说不读古书有特定原因。
韩少功：那一代人古书读得很好，也用得很好。
他们对国民的积弱积愚有切肤之痛，有时说一些过头话，完全可以理解。
但鲁迅、胡适等人的国学底蕴使他们超出常人，包括对西方文化有更多洞见，却不一定是他们自己意识到了的。
王尧：与西方传统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方式上有差异，有话语体系的不同，但它们都是对世界性问题的把握。
韩少功：就像太阳的光可以投射到水面上，也可以投射到土墙上。
你觉得水面上与土墙上的太阳光是多么不同，形状是多么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是对同一种太阳光的不同反射而已。
王尧：这个比喻很恰当。
韩少功：各个人类共同体出于不同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经验，会有不同的知识重点，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但都是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都是生存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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