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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古代欧洲人畜马畜牛，结果很自然想到了人，便把人也畜了，闹出了一个奴隶制。
他们看斗牛和赛马不过瘾了，就想看看人是怎样互相斗，这样就有了古罗马的奴隶角斗。
在东方，西藏同样有奴隶制的漫长历史，同样是对人畜关系的一种复制。
这是农耕文化里不那么主流的东西。
王尧：每一个制度后面都有复杂和深远的历史因素。
韩少功：我有一个朋友是出版商，不久前说想出版一套新编中国史。
他到乡下找到我，与我讨论史学。
我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没有多少意见，但作为一个读者，总的印象是：我们现存的大部分史学教科书是见瓜不见藤，见藤不见根。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史学基本上是帝王史、政治史、文献史，但缺少了生态史、生活史、文化史。
换句话说:我们只有上层史，缺少底层史，对大多数人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生存状态，缺少周到了解和总体把握。
王尧：中西方史学恐怕都有这个问题。
韩少功：钱穆说中国史学重人，西方史学重事；又说中国史是持续性的、绵延的，西方史是阶段性的、跳跃的。
这都是很精彩的创见。
但他的眼光还是局限于贵族和精英，具有儒家传统中最常见的缺点。
他曾经寄望于国民党政府，觉得蒋介石代表了贵族，有正统气象，因此对一九四九年的结局十分困惑茫然，身为历史学家却解释不了这一段历史。
王尧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钱穆写《国史大纲》时首先感到苦恼的就是这一点。
韩少功：革命史学家们算是重视人民大众了。
像毛泽东，一看到造反的戏就鼓掌，说卑贱者最聪明，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但这个能够向下看的史学，眼界还是不够宽广，比如他们关注的底层史只剩下阶级斗争，造反有理，只是把帝王将相史来了个倒置。
郭沫若跟着毛泽东批帝王将相，在“文革”
期间批到了杜甫头上，说杜甫是个剥削阶级代表，说杜甫在乡下的房子有“三重茅”
，是最舒适的别墅，把阶级斗争搞得太离谱，有点漫画化。
王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史学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可能与“五四”
以后新史学的代表性人物有关，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都是革命家兼学者。
革命史学家虽然也提到生产力，但“生态”
这一类东西很少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
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来以后，生态问题在中国的重视程度有了提高。
生态观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世界观，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而且需要哲学上的思考。
现在的史学研究已经包括了生态史的研究。
韩少功：以前的知识精英大多养尊处优，不像底层民众那样，对生态压力感受得更直接和更强烈。
生态与文化的关系，生态与制度的关系，生态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直到工业化后期，直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化时，才成为一个突出的知识难点。
全世界都想西方化，但化来化去，大部分没有化成，联合国的报告说，有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越来越穷了。
就算富了的地方，也不一定成为美国第二，比如海湾阿拉伯国家。
这才引起了知识界的思考:制度的移植是不是没有想像得那么容易和简单？是不是还得考虑其他更多的条件？中国人多地少，显然限制了土地制度的选择，也限制了劳动力升值的空间。
这就是生态制约制度的例子。
中国人最讲人情面子，一熟就和气，就“哥们儿”
，就把原则打折扣，极大阻碍了民主与法制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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