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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天涯》杂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显示了特别的意义。
在九十年代文学期刊中，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杂志，当然已经不是一个纯文学杂志，广义上是一份思想文化杂志。
我感到这个杂志可能会取代《读书》的位置。
韩少功：做了一些事情，但没有那么重要。
王尧：应该说，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一些重大的思想活动，一“重要命题的提出，都与《天涯》有关系。
韩少功：编辑人员推出一些稿件当然是很用心的，做得也很辛苦，第一任主编蒋子丹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是有所牺牲的。
但我们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天涯》既是知识界再启蒙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王尧：好的刊物都是兼容性的刊物，同人刊物也不排斥异己，譬如当年的《语丝》。
你刚才也提到，《天涯》和左翼右翼的朋友都有交往有沟通。
韩少功：我同编辑部的人讨论，办刊物可能得有两个这样的尺度：第一是百花齐放，自由竞争；第二择优把关，设定底线，每一篇稿件至少要得六十分。
不能谩骂侮辱，不能空洞无物，不能信口开河硬伤迭出，要言之有物和言之成理，这就是所谓六十分的底线。
底线以下，没有宽容可讲，没有多元化可讲。
编辑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人写了一篇很臭的文章，然后说我是一家之言，我也有争鸣的权利，这种话是不能信的。
多元化如果变成了垃圾化，多元化的日子就可能到头了，就人见人厌了。
多元化不应该成为一种神话。
王尧：要有及格的水准。
兼容不等于放弃严格要求，也不等于没有倾向。
韩少功：有一次，理论家刘小枫从香港来海南讲学，主题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他说西方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说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反现代性的，因此应该用自由主义克服民族主义。
这种理论真是让人听得头都大了。
后来我提出疑问：在法国这样一个自由之乡，八十年代后期也通过了两个法案，排斥外来移民，这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印度是以自由主义原则立国，至少是自由主义的好学生，但引进外资的思想阻力比中国还要大，与巴基斯坦更是剑拔弩张，这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从历史上看，很多时候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不过是一体两面。
《天涯》主张多元化，但不能支持这样的不实之言。
王尧：从八十年代的个人主义以及利己主义，到九十年代呼唤公共关怀和社会公正的重建，很多知识分子完成了一个曲折的思想轨迹。
但与八十年代不同的是，这种变化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似乎不如从前，至今也未能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性共识。
《天涯》
到现在仍然是边缘的地位。
韩少功：八十年代还只是书斋里的冲突，顶多是潜在利益的冲突，但九十年代的贫富分化以后，知识后面常常有既得利益了。
既得利益比潜在利益更具体、更实际，所以冲突也会更加激烈，也更顽强。
加上中国社会矛盾多，心理压力大，讨论容易情绪化和偏执化，难以心平气和与深思熟虑。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人还是不难找到共同点的。
好在生活比观念更有力量，形势比人强。
利己主义曾经在青年人中间畅行无阻，好像是一台潜在的提款机，谁都觉得自己有本事，淘汰出局是其他倒霉蛋的事，与我没有关系。
但轮到很多人失业的时候，生意破产生活无着的时候，他们还希望父母、朋友、同事、政府以及全社会用“利己主义”
来帮助他们吗？他们会不会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新的认识？
“现代”
不一定有共同的“性”
王尧：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对国情的认识显得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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