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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把这一类问题放到具体社会环境里来展开为好。
王尧：所以人性会被解释为一种神话。
但我们有时在夸奖动物时实际上是表达对某些人的失望，我们常常会说这人连狗都不如，当我们赋予动物以人性时，是在另外一个维度上把人性视为神话。
在人性堕落、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紧张的今天，我愿意维护这样的神话。
我曾经旁听过一次哲学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答辩的研究生在论文中提出人对动物应当尊重的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普通的，不是什么高见。
但参加答辩的一位教授在提问时说:难道动物繁衍传播细菌的权利也要尊重吗？这位教授所提的问题以及提问的逻辑让我惊诧。
所以就像你所说的，人性与兽性不能笼统地谈论，也不能抽象地谈论。
韩少功：要防止知识的越位。
很多观念在这个范围内是有效的，反之可能是无效的；在这个范围是强效的，反之可能是弱效的。
王尧：小平同志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使改革恢复了活力和势头，但很多深层的社会矛盾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显露。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你在不断关注精神与灵魂问题的同时，好像很快拓展到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思考上，更多地去发现现象背后的东西。
韩少功：很多事情拉开距离才看得清楚。
八十年代也有个人主义，但在特定配置条件下利大于弊。
那时候改革是内需拉动型的，全民普遍受益。
全社会利义并举、公私平衡，经济发展比较均衡与和谐。
农民分到责任田以后，普遍增产增收，农民得到了实惠。
城市里就业充分，工厂都幵工很足，工人奖金开始增多。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不愿意读，说在工厂里待得很舒服，工人的收入不比大学毕业生少。
我回到插队的农村去看，农民也满足得不得了，说天天可以吃肉喝酒，皇帝的日子也不过如此吧？
当时知识分子的待遇算是差一些，所谓“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原子弹不如茶叶蛋”
，而且还有时紧时松的意识形态压力。
但不管怎么样，“四类分子”
摘帽了，“右派”
平反了，大学重新招生了，出国留学放行了，知识分子还可以评职称，处于一种很受尊重的地位。
温铁军认为，从社会均衡发展这一点来看，八十年代前期和中期应该说是做得最好的。
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贫富分化开始出现了，地区之间、阶层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都分灶吃饭，吃得有咸有淡有多有少不一样，差距拉得非常的大。
人们出现“原子化”
趋向，共存共荣的社会纽带在松弛甚至断裂。
王尧：也许这就是“新左派”
思潮出现的背景之一。
有些评论家认为你是“新左派”
作家。
韩少功：在中国的语境里，“左”
很臭，差不多就是“文革”
的代名词，你一戴上“左”
的帽子就自绝于时代。
不过我不在乎这顶帽子，正像我在八十年代不在乎“自由化”
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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