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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是顾准，包括郭小川，还有郭路生，也有用两种话语写作的问题。
我认为不是一个真假的问题，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充满矛盾的，如果没有这个矛盾，也就没有后来的转换，而转换有个过程，这个过程会反映出知识分子的不同方面。
韩少功：我们当年下乡时，农村存在着一些官僚主义，一些贪污腐败和坑农伤农的现象。
我们带着一种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跑到那里去贴大字报，同当地某些党政干部发生冲突。
但当时我们没有别的思想资源，只能用主流话语来解释这种现象，比方把他们解释为“走资派”
“修正主义”
等等。
现在看来，你可以说那些话语不对，是典型的“文革”
套路，但那些话语所针对和所解释的问题却是真实的，直到现在还存在。
你当时整个地生活在这种主流话语的汪洋大海里，可能很难有别的什么解释。
这是一种话语资源上的困境。
我在《暗示》里也写道，“文革”
后期反对“四人帮”
的，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有极左的“托派”
，有佛教或道教的信仰者，各种思想资源都不一样，但这些差别并不重要，因为它们共同的目标，各种话语共同的所指，就是要结束“文革”
，就是呼唤中国的改革开放。
像顾准这样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话语资源并不等同于他利用这些资源展开的思想，其文本有一个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的不同，有一个如何解读的问题。
王尧：如何看待“文革”
时期的各种思想资源，现在也有分歧。
比如说“文革”
时期内部发行过一些所谓灰皮书和黄皮书，对后来的思想启蒙产生的作用是很大的。
在上海奉贤的“五七干校”
，有一批人被组织起来翻译了西方的一些书，这些书对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很大。
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你究竟要干什么》，讲了当时参与翻译的这些人，都不肯回忆这个事情，就是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这些书的译者。
我后来就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承认？看来，在思想不自由的情况下翻译思想自由的书也给他们留下了创伤记忆。
韩少功：离开了特定语境，我们不可能理解任何文本和事物。
我说过“忠字舞”
，它表面含义和深层含义是不同的。
从表面上说，“忠字舞”
是制造个人迷信，这一点不言自明。
但是在下一个层次，它可能完全是一种娱乐，当时没有别的娱乐啊，所以只能利用这个娱乐，就像今天人们跳“国标”
或者迪斯科；再下一个层次，当时很多人还利用“忠字舞”
从事某种艺术追求，包括一种很西方化的艺术追求。
西洋音乐和西洋舞蹈都在“革命”
的名义下偷偷复活。
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其实很普遍。
我的很多朋友就在那个时候成了小提琴和手风琴的发烧友，对西方的音乐家一个个如数家珍。
这是今天很多人想像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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