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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首先考虑伦理问题，可能会离真实的历史更远。
这里我还要提到当时开始创作的一些青年作家，不少在新时期活跃的作家在一九七二年以后开始写一些东西。
但是大多数人在编文集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编进去。
刘心武他写过《班主任》，但是在更早的时候，他写过一个中篇《睁大你的眼睛》，我在选新文学大系“文革文学特辑”
时，把它选进去了。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文革”
怎么转换到“新时期”
的。
韩少功：对，知识分子是参与了主流话语的生产的，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一九七四年开始写作，写了农业学大寨，写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算是半错。
还写过不准地主分子搞破坏的时髦故事，属于全错。
现在想起来很惭愧。
当时知识界的状况很复杂。
有些人可能是真诚地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周扬与刘白羽那些前辈的恩恩怨怨当中，可能也杂有这样的因素，对别人展开阶级斗争，挖了一个陷阱，结果把自己也装进去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可能有所觉悟，但是在一种政治压力之下为了自保，就向强大的权力妥协。
这也就是现在某些人追究道德动机的一些合理根据，因为违心写作确实是不道德的。
我当时就没有足够的勇气，虽然接触到一些地下的思想圈子和文学圈子，已经对主流话语有了怀疑和反感，但还是抱着谋生第一的私心，屈从于当时的出版检查制度。
这就像莫言说过的，当时要吃饭哪，想吃上饺子呀，还没有承担道义的精神境界。
有些朋友比我做得好，比如湖南已故作家莫应丰。
他很早就开始写批判“文革”
的长篇小说《将军吟》，这在当时是有杀头危险的，我和几个朋友都为他担心。
但就是这个莫应丰，当时也不是张志新，在公开场合也顺从主流话语，甚至也发表过与主流话语较为合拍的散文或者小说，但他这样做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获得必要条件做更重要事情，简直是一个地下工作者。
如果有人抓住他的两副面孔，说他当时仍然勇敢得不够，没当上张志新就是罪恶，那恐怕就过于挑剔了。
最后，我觉得中国传统的“和为贵”
，可能强化了知识分子的苟且习气，也促成了一些较为特殊的冲突形态。
“和为贵”
就是不撕破情面，事事留有余地，给对方下台阶，不把话说死，不把关系闹僵，即便有冲突也是打打太极拳。
我们现在搞民主也好，搞法制也好，还遇到这种文化传统的障碍，人们不习惯于铁面无私的公开交锋，倒是习惯于暗中使绊子、做手脚。
在“文革”
中期与后期，共产党内高层其实已有一些异端，但思想斗争往往是采用一些委婉的方式、暗示的方式、话里听音的方式、阳奉阴违的方式，与西方人的风格大为不同。
我们事后来解读当时的一些文本，需要非常小心。
王尧：是有一些复杂的问题的。
一种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些作家他就是“两手”
，他公开的和私底下的姿态不同，确实是两手，他相信私底下的以后可能就变成公开的。
另外一种情况，用两种话语写作的，正是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矛盾。
比如说顾准，从他跟他弟弟的通信，可以看出我们比较高度地评价他是有根据的；但是，在顾准的日记里面，他确实也是用当时的主流话语来写作的。
所以有人提出了“两个顾准”
的问题，又有人写文章反驳，认为顾准用主流话语写作，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认为不存在两个顾准的问题，他认为那用主流话语写作的是假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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