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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韩国政府一开始就着急，因为韩国人爱吃狗肉，被全世界特别是欧美的报纸大加抨击，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妥协，下令所有的狗肉馆都搬到小巷里去。
但是韩国老百姓不高兴，说欧美人还讲不讲道理，他们吃牛肉可以，我们吃狗肉就不可以，谁规定的？（众笑）
这个就是一种符号的规定，规定者手中握有强权。
又比方说麦当劳，据我所知，美国，特别是欧洲，很多有身份的人是不去麦当劳的，那种大众食品又增肥又乏味，有什么好吃？完全是垃圾食品。
可这个符号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种高贵体面的象征，总是说：孩子，好好读书吧，期终考上双百分，爸爸就带你去麦当劳。
（众笑）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麦当劳的符号，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再来说说“民族”
“宗教”
这些符号。
作家张承志告诉我，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新疆的时候，发现那里的穆斯林思想很开放，有的甚至在清真寺门前抽烟喝酒、唱流行歌、穿时尚服装，很平常的。
但就是这样的人，到九十年代可能反而“原教旨”
了，教规也严格甚至苛刻起来了，有的甚至跑到阿富汗参加塔利班或者到车臣参加“圣战”
了。
新疆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当然还不是最严重的。
同学们可以看看中东、南亚、车臣、波黑和科索沃、北爱尔兰、印尼和菲律宾、非洲，民族和宗教冲突到处冒烟，恐怖主义爆炸一个接一个，像放鞭炮。
（众笑）想想看，不是说全球化吗？不是说自由、平等、博爱吗？从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民族和宗教突然成了易燃易爆物？民族和宗教意识极度强化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和很多地方的贫困化与这一切有没有关系？“民族”
与“宗教”
，这两个原产于西方的概念，这两份西方重要的知识遗产，与眼下全球性的冲突又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符号化社会的出现，大概得有几个特殊的条件：第一，这个社会是一个传媒社会。
符号主要是靠传媒来传播的。
在没有电视机以前，没有报纸以前，符号对我们的压力要小得多。
我们会感受到物质性的压力，土地啊、野兽啊、灾害啊、贪官的剥夺啊，但符号的压力要小得多。
眼下，至少对有些人来说，符号的压力可能大大地超过了土地一类物质性压力，经常让我们焦灼不宁，让我们感到孤独、痛苦、仇恨、绝望等等。
传媒技术还在继续发展，中国的手机使用量今年就要成为世界第一，农村也在搞“村村通”
工程，哪怕穷乡僻壤的居民，现在也在电视机面前接受关于人生的指导。
我们需要继续观察。
第二，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
在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的投资者和特定的消费群决定的。
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先生说过，现在信息是分等级的，知识也是分等级的。
投资巨大而获取的信息，关系到巨大投资的信息，往往会占据报纸的头条、电视的黄金时段，而有些信息会被传媒管理者掐掉。
因此生活中有些事情会没有人关注，尽管它是非常重要而普遍的事情；有些事情会被人过分密切地关注，尽管它不是重要而普遍的事情。
前不久我回到海口，海南省作家协会让我看几十篇小说，准备」个发言。
我发现这些小说中，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
（众笑）难道我们生活中就只有离婚和**吗？当然不是，但作家们为什么大多这样写？原因可能很多。
其中有一条：这些写作者大多属于所谓白领阶层，是受过教育，有闲心、有小钱、有时间来写作小说的人，他们不像贫困农民和下岗工人，他们没有吃不饱饭的痛苦，也没有以前那些下放、坐牢、打仗的经历，他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个人情感，包括离婚或**，确实就是他们的大事，成为他们的真实生活。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是怎样的面貌，在很多时候取决于写作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
至于其他人，就会成为文学之外所谓“沉默的多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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