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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田丰回忆中述）这期间，王觉经常到基层扶植区县文化，组织文化干部开展群众文艺创作。
同时他还亲自审查戏剧作者创作的川剧、歌剧、话剧剧本，并尤为关注重庆地方剧种川戏艺术发展。
1961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任白戈（“左联”
作家）亲自挂帅，组织重庆市川剧院决定选送《绣襦记》《金钗记》《荷珠配》《红梅记》四部传统折子戏进京演出。
戏剧排练期间，王觉具体负责指导审查工作。
在繁忙中，他几乎每天都会亲临排练现场，对剧本及表演、服装、舞美、灯光等，提出修改意见并严格要求，甚至连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
当时，重庆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袁玉堃、李文韵、许倩云、刘卯钊都参加了此次进京汇报演出。
这次成功演出轰动了京城，随后受朱德、陈毅等中央领导邀请进中南海怀仁堂专场演出。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作协重庆分会移去成都，王觉调任重庆市文联作秘书长，协助主席邓均吾工作。
为长篇小说《红岩》早期写作，四川省文联主席沙汀与王觉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对小说创作反复提出修改意见、进行细致指导。
当时，重庆方面负责《红岩》创作的具体工作，主要由王觉亲自在抓，还将三位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以专业创作员身份调进了文联。
这期间，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马识途，也对《红岩》写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那时，王觉在我们的印象里是白天忙碌的身影，晚上夜以继日地在灯下读书、写文章、审查各类剧本、修改各种报告。
王觉为人从不以领导自居，他家的房门随时都敞开着，有登门谈工作的、谈创作的、汇报思想的，甚至有因诉说冤案而来的，来者不拒，都可以在他家吃饭、留宿。
他的几个孩子，经常是在睡得舒舒服服的热被窝里，半夜被父母叫醒把床让给客人，家人在地板上打地铺睡。
1964年，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亲自批示，组织文艺慰问团赴南江地区大巴山，对革命老区的群众和知识青年进行慰问。
重庆市委当即安排组建一个文化工作队，决定由王觉率队，带领重庆市歌舞团演出队及剧本、音乐创作的作者李康生、沙子铨、杨世元等人，一同前往大巴山南江林场慰问演出。
大巴山地处偏远高山，当地向导带领一队人翻山越岭极为艰辛。
到达目的地，文化工作队受到当地村民和知青的热烈欢迎。
以后，他们回到重庆作了汇报演出。
队员们通过在山区体验生活，还创作了一出话剧——《新家岭》，这出由王觉亲手抓的话剧因“**”
爆发而未能公演。
三
“**”
结束后，各项工作开始全面复苏。
1977年，王觉回文联官复原职。
那时他正值壮年热情高涨，终日为重庆文艺工作四处奔走，文联下属八个协会的活动他都要参与。
王觉无论为人、办事、作文都非常认真，第一届全国单列城市文联工作会在重庆召开，他嘱办公室起草一篇纪要，总共不到两千字的文稿，王觉字斟句酌费了大半宿工夫修改。
王觉工作作风十分简朴。
有一年，他与罗良德、凌承纬去哈尔滨开会，途经北京已是深夜，为找住宿大家跟着他步行从东长安街到西长安街，一辆辆出租车擦身而过，他就是不开口叫车，直到午夜一点才坐上了一辆没有遮拦的平板车。
当天晚上，他们住在北京市文化局下属单位的招待所，睡在木板**，枕着油黑发亮的糠壳枕头，王觉却一点不在乎。
按当时出差规定，王觉可以乘坐飞机或享受火车软卧，但他为了机关节省经费，经常是放弃乘飞机而坐火车硬卧，他从来不把待遇放在第一位。
那时王觉肩负的担子十分繁重，他除了负责文联机关的行政事务工作之外，还得把更多精力放在如何发展重庆的文学创作上。
《红岩》杂志是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王觉兼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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