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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邹容中学教书本属隐蔽，无意在校内开展工作，但通过讲授不免宣传一些进步思想，一般反映不强，只两三位同学似有所悟，课余来接近我，流露不满现实的情绪，郑祯荣即是其中一位。
经过多次与郑交谈，看出郑有进步要求，我便与他谈论时局，介绍他读进步书籍，对他进行培养。
寒假期间上级组织对我的工作有了新的决定，叫我辞去邹容教职，经上级同意于春季开学时请病假，介绍郭祚发同志（又名郭云刚，见我在‘文协’时发展并由我联系的党员）到邹容中学代课。”
1944年，王觉卖掉父亲遗留的田产，出资在重庆临江门一小巷内创办新地出版社，积极地为进步文艺事业作贡献。
其间，为沙汀出版了书
籍《还乡记》。
1946年，协助何其芳编辑《抗战文艺》《七月》《希望》《萌芽联合特刊》等文学刊物，因此与何其芳先生结下深厚友情。
“**”
后，王觉常去北京开会，每次他都会专程去看望何其芳。
在学校任教期间，王觉还兼职全国文协重庆分会的工作，撰写发表过许多文学评论，如《〈财主底儿女们〉——第一部读后感》《谈〈马凡陀的山歌〉》《读丰饶的原野》《承继伟大的文学遗产——写在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文艺节断想》等文章。
1948年4月，由于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受叛徒破坏，王觉奉命撤离重庆赴华北解放区，与川东、川西地下党的同志在天津汇集，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干部的入城学习，时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秘书。
之后，“在中南局组织部钱瑛部长的带领下，随四野乘一列闷罐车南下去武汉。
火车上，王觉热心为大家服务，打开水、买食物，照顾一些体弱的女同志，受到众人的称赞”
。
（黄友凡回忆中述）
王觉遗文自述：“1948年4月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受大破坏，5月初与李思源同志离渝赴华北解放区，后参加天津接管工作，与由上海局派往香港的马识途、邓照明等四川地下党同志接上头，一同南下参加武汉接管，由华中局组织部专办王英同志（原上海局负责人之一）决定于1949年8月赴南京参加西南服务团。”
“随四川地下党马识途、萧泽宽、邓照明等二三十人由总团决定编入总团政策研究室，在行军途中整理四川、重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
研究室主任萧泽宽。”
1949年，王觉去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文管会学习接管经验，时任军管会文艺处组长。
“他负责电影审查，一天要跑好几家电影院，因为他在天津也做过电影审查工作，因此对政治反动、**黄色的影片严格把关，很有经验。
那时，王觉与川东地下党同志黄友凡（后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常在一起畅谈理想、展望未来，他们一致认为：为革命，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作为幸存者，将来一定要为党努力工作。”
（黄友凡回忆中述）后来，王觉和李思源（后任重庆市计委副主任）又奉钱瑛大姐的秘令，专程入川，传达党中央关于四川地下党如何迎接解放的指示。
再一次深入敌占区，这是一项既艰巨又危险的任务，然而，王觉同李思源不顾个人安危，机智勇敢，乔装打扮与国民党特务周旋，为革命以身犯险。
1949年8月，王觉奉命到了南京，在二野参加学习准备进军西南。
在南京期间，当时二野的邓小平接见了川东、川西的地下党党员，大家备受鼓舞。
紧接着，王觉随部队急行军经武汉、长沙到达常德待命。
在常德期间，组织上安排大家收集有关重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为重庆解放的接管工作做准备，因王觉对重庆情况熟悉，便积极工作为上级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
随后，他与西南服务团战友们乘坐一辆大型军车，途经湘西山区进入川东酉、秀、黔、彭，于12月4日抵达刚解放的重庆。
到达重庆后，王觉作为军管会第一批军代表，顺利接管了重庆文教系统。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王觉在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处长。
“重庆第一届文代会的工作报告，便是由他执笔、起草并修改完成。
文艺界的各项政治思想运动，以及各项文学艺术活动，他都要参与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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