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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鸥七岁那年,父亲特意买了架钢琴送给她,这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还是很稀罕的呢。
当时我们家住在瑞金路上的卜邻公寓里,对门住着翻译家傅东华,傅东华的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师,每天早晚都有流水般的琴声从他们家里淌出来。
父亲便让小鸥跟着傅家女儿学琴,傅家女儿正好也是排行老三,我们都喊她三娘娘的。
小鸥跟三娘娘学了两年琴便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三年后又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1972年,小鸥从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当时想要进音乐学院深造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父亲母亲都是“走资派”
,这一点就足以判定我们姐妹的命运。
一些文艺团体招生也都没有小鸥的份,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适值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来上海招生,小鸥抱着一线希望报了名。
招生的负责人是位有点年岁的军人,军人就是不同凡响,一听小鸥的父母曾经都是新四军战士,一拍大腿说:“什么走资派不走资派的,新四军的后代我们部队不收谁收?”
便一锤定音,小鸥做梦似地被总政文工团录取了。
那年我已在安徽黄山茶林场落户,父母写信来告诉我这个喜讯,我也是兴奋得彻夜难眠。
“文革”
开始以来由于父亲母亲的问题,我们早已习惯了周围人们的白眼和冷淡,然而人世间毕竟有正义在,有真情在。
1973年,春节期间,我和小鸥恐怕是约好了一起回上海探亲的。
我另外一个妹妹老四小花是在全椒插队落户,必定也回来探亲的。
那时大妹妹小凤是在纺织厂做挡车女工,小妹妹小燕中学尚未毕业,那一年春节应是全家团聚了,团聚总应该是欢乐的,可是现在怎么都记不起当时欢乐的情景了。
“文革”
那段日子留给人的记忆大都是苦涩的,有一年春节,父亲关在隔离室里不能回家;还有一年春节,我是到崇明“五七”
干校探望母亲的……1973年这个春节为什么我说应该是欢乐的呢?其实我仅是从我跟父亲的这张照片中我的表情推断出来的。
照片中的我穿着簇新的棉军大衣,一手搭着慈爱的父亲,笑得很甜很舒心。
在大山中苦干一年,回家来跟父母团聚,看到父亲母亲身体还算健朗,自然会很开心,这是一。
当时年轻人对参军都很向往,记得二妹小凤为了参军,咬破指头写血书要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最终因政审不及格而未被批准。
三妹进了总政文工团,我们家出了个军人,春节前夕,里委会小组长送来了一张红彤彤的“光荣人家”
的条幅,说是允许我们贴在大门上,这对我们家来说确实是件大喜事呀,这是二。
再仔细想想,我是1968年到黄山茶林场去的,至1973年已是四个年头了,对于农村的辛苦劳作已经习惯,心情已不像刚去时那般阴郁忧闷,何况那年我已开始尝试写作,先是给农场文艺小分队写节目,我们农场文艺小分队的节目还参加了农场局的汇演,如此想来,那一年我回家探亲时心情恐怕是会开朗许多的了。
姐妹们天各一方,一旦相逢,必定欢喜,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大家必定轮流着试穿小鸥的棉军大衣,暂且过一把瘾。
我想,也许我穿了棉军大衣,戴了棉军帽,走到父亲跟前,让父亲看看我像不像个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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