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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鸥七岁那年，父亲特意买了架钢琴送给她，这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还是很稀罕的呢。
当时我们家住在瑞金路上的卜邻公寓里，对门住着翻译家傅东华，傅东华的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师，每天早晚都有流水般的琴声从他们家里淌出来。
父亲便让小鸥跟着傅家女儿学琴，傅家女儿正好也是排行老三，我们都喊她三娘娘的。
小鸥跟三娘娘学了两年琴便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三年后又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1972年，小鸥从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当时想要进音乐学院深造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父亲母亲都是“走资派”
，这一点就足以判定我们姐妹的命运。
一些文艺团体招生也都没有小鸥的份，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适值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来上海招生，小鸥抱着一线希望报了名。
招生的负责人是位有点年岁的军人，军人就是不同凡响，一听小鸥的父母曾经都是新四军战士，一拍大腿说：“什么走资派不走资派的，新四军的后代我们部队不收谁收？”
便一锤定音，小鸥做梦似地被总政文工团录取了。
那年我已在安徽黄山茶林场落户，父母写信来告诉我这个喜讯，我也是兴奋得彻夜难眠。
“文革”
开始以来由于父亲母亲的问题，我们早已习惯了周围人们的白眼和冷淡，然而人世间毕竟有正义在，有真情在。
1973年，春节期间，我和小鸥恐怕是约好了一起回上海探亲的。
我另外一个妹妹老四小花是在全椒插队落户，必定也回来探亲的。
那时大妹妹小凤是在纺织厂做挡车女工，小妹妹小燕中学尚未毕业，那一年春节应是全家团聚了，团聚总应该是欢乐的，可是现在怎么都记不起当时欢乐的情景了。
“文革”
那段日子留给人的记忆大都是苦涩的，有一年春节，父亲关在隔离室里不能回家；还有一年春节，我是到崇明“五七”
干校探望母亲的……1973年这个春节为什么我说应该是欢乐的呢？其实我仅是从我跟父亲的这张照片中我的表情推断出来的。
照片中的我穿着簇新的棉军大衣，一手搭着慈爱的父亲，笑得很甜很舒心。
在大山中苦干一年，回家来跟父母团聚，看到父亲母亲身体还算健朗，自然会很开心，这是一。
当时年轻人对参军都很向往，记得二妹小凤为了参军，咬破指头写血书要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最终因政审不及格而未被批准。
三妹进了总政文工团，我们家出了个军人，春节前夕，里委会小组长送来了一张红彤彤的“光荣人家”
的条幅，说是允许我们贴在大门上，这对我们家来说确实是件大喜事呀，这是二。
再仔细想想，我是1968年到黄山茶林场去的，至1973年已是四个年头了，对于农村的辛苦劳作已经习惯，心情已不像刚去时那般阴郁忧闷，何况那年我已开始尝试写作，先是给农场文艺小分队写节目，我们农场文艺小分队的节目还参加了农场局的汇演，如此想来，那一年我回家探亲时心情恐怕是会开朗许多的了。
姐妹们天各一方，一旦相逢，必定欢喜，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大家必定轮流着试穿小鸥的棉军大衣，暂且过一把瘾。
我想，也许我穿了棉军大衣，戴了棉军帽，走到父亲跟前，让父亲看看我像不像个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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