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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居士说他花大价钱弄了二两，送我尝个稀罕，三娃，你把它塞到哪儿去了？”
“老爷贵人多忘事，你当时顺手把茶叶放到书架阁顶上，用一本线装古书盖着，前日我整理书籍时看见还停在原处没动。”
三娃说着添汤换茶。
“一文来得正好，文厚兄弟今天向我请辞，说是在三原买了几百亩地，打算与营中一些哥们儿办个农场，你帮忙参谋参谋。”
文厚接着刘五的话说：“几十年吃行伍饭没学下啥本事，老了老了只落得一身力气，不像你这个当过帅府总管的全能把式，知天文懂地理，能掐会算，脱离刀兵生涯还会耍银钱生意。
我过去随着刘五大哥提着头走南闯北，心里并不觉得着急发慌，如今天下太平了，反倒一天急得团团转。
如今世道变了，领兵打仗都要进过武学堂的青年人，早些退下来免得别人说闲话。”
“世道的确变了，大哥的进退去留过去只要刘五大哥丢个眼神，现在得层层上报核准，话又说回来，世道变了兄弟情分没变，文厚兄长离开军队的想法还要听刘五大哥的意见，要从全省的大盘子出发确定。”
张一文明白了常文厚营近日从银号提钱的用意，便不提此话题。
刘五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洪门兄弟的事，省城上层人士把解散哥老会说成“识时务有魄力”
之类的奉承话偶尔在刘五面前提起，大多数人绝口不提此事，怕犯了刘五忌讳。
文厚的一番话激起刘五心灵深处对洪门兄弟的深厚感情，这种超血缘、跨地域的感情靠古老的忠义信念把穷汉们紧密粘合在一起，忠义之心是春天的细雨、冬天的暖风，是甘醇的美酒、是行侠的虎胆，是远足的木杖、是夜行的明灯，刘五依靠这种亲情步入官宦阶层，“兄弟”
二字早已融入体温血液中，良心深处对它怀有无法割舍的眷恋。
虽然当官以后外部环境变了，接触的人物也变了，谈起兄弟亲情的话题少了，同时对会党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但兄弟之间行侠仗义的秉性难以泯灭，文厚的话使他感到自责。
“文厚想得对！
离职的事等我想好了再说，看能不能寻个自己知根知底的人顶缺。
我放你一月假，把农场先办起来，把手下的老伙计安顿好。
过去我也想过哥老会解散后兄弟们的出路，可是要帮助的人太多，一时又没了主意，不知从什么地方入手，文厚办农场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我说一文，能不能从银号弄些钱帮文厚一把？”
刘五对一文说。
“办农场种麦养牛又不种烟割土，我不要银号的印子钱。”
文厚回答。
一文没有听出文厚这句话中暗含的讽刺意味，因为在他的眼里为烟农贷款是市场通行的一种商业行为。
他稍加思索，以极其平淡口吻说：“钱可以贷，但要经过股东同意……”
“算了！
算了！
再大的规矩也得看为谁办事，给谁讲规矩呢。
过去咱不懂行还当银号的规矩都是真的，咱这回日鬼个烂账，手续整全，一开始就没打算叫文厚还账，账先挂着，日常周转有客户存款，年终算账也不能影响分红，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掏腾着把账补齐。”
刘五不容分辩地交代一文办理。
辛亥年长安反正的胜利使刘金财从队医荣升炮团指挥官，也使他的专业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由护理生命转换成解剖社会。
他手中不仅握有一支可以调动的武装力量，而且平日里偶尔流露出对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的赞赏，而孙先生所陈述的“共产主义”
没有阶级、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景象：“那时候人生的物质需要就像我们的苏东坡先生所讲的两句话，就如同山间明月，江上清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对金财的革命理念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尽管他对未来社会的向往还停留在粗线条的理论层面上，但已经具备了为理想献身的澎湃动力，呼之欲出、挥之将至。
当国民党人对袁世凯政权感到失望，在全国燃起反袁斗争烈火，进而把目光投向中国西部时，自然而然地选中了金财所代表的武装力量。
金财结识的青年文化人中间，有一位叫郑坚的印刷社老板深得金财敬重，郑老板与金财年纪相仿，都是三十岁出头，都是河南老乡，都有斤半酒量，都对时政有不约而同的看法。
区别在于表达的方式：金财位居军界，各方面都要受到刘五的管束，对外说话像切脉问诊，不经过深思熟虑一般不轻易结论，同时表达方式力求以性格果断刚强为基础的简洁准确，不授人以柄。
郑坚则是商界中人，自称“酒中博士草头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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