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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种艺术活动可以看作人的性本能的“升华”
，艺术和审美的精神治疗作用正是帮助人逃脱性压抑的苦闷和病态。
弗洛伊德用这种观点分析了许多艺术品，想从科学立场上对艺术创作的非理性冲动加以肯定和解释。
但实际上，弗洛伊德并没有把偶然性提高到必然性，反而把这种必然性下降为纯粹的偶然性了。
他的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恰好给了当代非理性主义思潮以极大的推动，因为它给非理性主义提供了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所要求的理性辩护和科学根据，同时却又一点也没有侵犯非理性主义本身的领地，而只是在事后去图解非理性活动的过程。
正如里德说的，由于弗洛伊德的学说，“我们相信艺术不只是现象的再现便得到了一种科学的证实”
，但同时又“证明了艺术家的自由”
。
[770]
荣格（1875—1961）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立场出发，却突破了弗洛伊德纯然从生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审美个体这种局限，而扩展到人的社会历史方面去。
他把艺术冲动的根源从性本能扩大到人的一切本能（生、死、食等），从个人潜意识深入到更原始更根本的“集体潜意识”
，从儿童心理学进入到人类学和原始民族文化学。
他认为，人的潜意识中积淀着整个种族以往的集体经验和表象，例如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
（即杀父娶母的倾向）就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的群婚制。
而艺术就在于要唤醒这种隐藏着的原始经验，它无非是在潜意识中使个体达到与群体和谐的手段，艺术的使命就是号召个体回复到远古的原始群体中去。
精神分析学的美学对于艺术创作本体的研究固然给非理性主义的艺术表现论建立了一个“合乎科学”
的信念，但它本身并没有给艺术提供一个鉴赏的标准[771]。
审美和艺术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还有待于从它自身的表现规律中得到规定。
20世纪初兴起的现象学正是在这方面提供了理论前提。
现象学哲学的创始人胡塞尔（1859—1938）同精神分析学派一样，从西方传统的唯科学主义出发，试图建立一门“严密科学的哲学”
。
但他所造成的运动却恰好与传统的唯科学主义相违背，倒是为非理性、非实证、非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提供了理性主义的根据，只不过这一根据不像精神分析学那样来自人类精神的心理学本体，而是一种哲学和方法论上的先验根据。
胡塞尔首先排斥了自然科学和心理主义对精神问题和哲学问题的粗暴干预，认为传统的自然主义（唯科学主义）其实是极不精确的，尤其在讨论哲学问题时漏洞百出，离开了人类精神的事实。
因此他主张一种现象学的“还原”
，即通过“直观”
的方法“回到事情本身去”
，使事物恢复它在人们直观下的本来面目，而将客观存在的问题“存而不论”
。
通过这样的现象学还原，胡塞尔得出一切现象的最纯粹的本质属性是“意向性”
，即先验自我对某物的指向。
“在每一清醒的‘我思’中，从纯粹自我发出的‘光芒耀眼的’射线都指向目前作为意向相关物的‘对象’、事物、事实等。”
[772]意向性作为直观所把握到的现象本身的本质，使一切客观事物被赋予了“意义”
；只有这种“意义”
，才是现象学所承认的事物之“本体”
。
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现象学美学分为两派，一派是主观派，一派是客观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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