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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实践论美学的人学结论：真、善、美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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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的美学原理还远没有涉及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的一切方面、一切问题。
然而，在宏观的方面，线索已经比较清晰。
我们认为，按照这样一条线索，随着研究的深入，美学中的一切具体问题是有可能得到逐步解决的。
最主要的事情已经做了，这就是首先把美学从一种自然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狭隘的认识论提升为一种哲学的人学，提升为关于人的本质、人的自由、人的实践能动性及其社会性的全面研究。
并且我们还发现，当代美学的众多流派和不同观点，虽然如此众说不一，却都在从自己特殊的哲学立场，通过自己特殊的视角，用自己特殊的语言，在描述着同样一些审美规律和原理，在表达着同样一个超越于争论之外的美学结构。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美学并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发现，而只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这一美学的超结构进行剥取。
如果说，我们的美学在此之前一直是着眼于当代美学的最新成就并从中吸取营养的话，那么只有现在，我们才有可能回溯到美学最原始、最古老、最基本的问题，回溯到苦恼了中西两大智慧民族两千多年的大问题，即美与真、善的关系问题。
历史注定人类只有到了成熟时期，才能回过头来解决他们幼年时代困惑莫解的疑问。
只有当我们弄清了美和艺术本身的本质和一般规律性，我们才能了解中国古代美善同一和古希腊以来美智同一的来龙去脉，才能用逻辑来把握历史。
所以，中西美学在真、善、美的相互关系上的不同倾向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其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也只有在我们对于审美、艺术和美的本质定义之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正因为我们是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入手来研究美的本质，因此，真、善、美的这两种不同的关联方式应一直追溯到中西两大民族在进入文明时代时所建立的人与人的关系模式。
近年来国内论者大都指出了中西方在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的重大差异，认为西方是人和自然的对立，是天人相分，中国则是人和自然的和谐，是天人合一。
但似乎至今还没有人从这种天人关系的区别中明确指出人际关系的区别，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底下发现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的实质[977]。
实际上，西方天人相分正是“人人相分”
的体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则是社会关系上“人人合一”
的体现。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使一切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成为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反映：人怎样对待人，人也怎样对待自然。
就西方来说，古希腊国家确立的前提是私有制的确立，是个体意识的确立。
当个体与个体从原始宗法关系中摆脱出来、独立出来的时候，人与人之间血亲的自然情感便疏远化了。
一个人要与另一个变得陌生了的人重新建立情感上的联系，再也不能凭原始认同感，而必须首先对他加以认识；表现在人与对象的关系上，一个人要与一个对象（如自然物）建立情感联系，即要把一个对象拟人化、把它看作与自己具有相同情感的“活物”
，也无不以对这个对象的认识性的把握为前提。
认识总是对未知世界的认识，人对自然界、人对人的陌生感越强烈，人要回复到与自然界一致、与人一致（这是人生存的条件）就越是依赖于科学。
在荷马时代，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这种陌生化进程还刚刚起步，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还有一定的融洽性，但个人独立意识已开始形成。
正是在希腊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这一临界点上，古希腊塑造了完美的人和神的形象。
这些形象都是以牺牲旧的宗法式道德观念、破坏原始血缘的伦理纽带为代价而产生出来的。
在希腊神话中，通奸和**，杀母和弑父，都可以要么由人的自然情感来辩护，要么通过忏悔来祓除罪孽，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正义的行动而得到赞扬，它们都构成希腊人和神的个性的丰富性。
进入“古典时期”
以后，随着奴隶制中社会关系的异化的加强，希腊艺术和审美意识中的科学精神也越来越浓厚了。
原始酒神祭的群体合唱越来越遥远、模糊，音乐的神魂颠倒的陶醉力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竟也被解释为一种“摹仿”
。
整个古希腊罗马艺术的总特点则表现为情感依赖于理性（认识），想象归结为摹仿。
希腊艺术所传达的总是那些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情感（情致），而这些情感通常是靠对于对象形象的细致、准确的刻画来传达的，表现出艺术依赖于科学特别是数学的强烈倾向。
西方中世纪在宗教形态的道德观念统治之下，艺术随着科学精神的被窒息而衰落了。
但只要在艺术精神还残留着的地方，科学精神总还未完全泯灭，西方审美意识以曲折的方式表达着理性主义和摹仿论的基本原则。
中世纪艺术仅仅作为对上帝加以认识的一种特殊方式（即感性认识方式，它是广大无文化的贫苦群众把握上帝的唯一方式），才得以在教会中保留下来，而没有遭到历次捣毁圣像运动的彻底清除。
从文艺复兴以来直到康德，西方审美意识的这种总体倾向一直未受到根本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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