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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因素与美感因素的同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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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原始人的艺术，如巫术仪式（包括其道具洞穴壁画、偶像雕塑等）、文身、装饰、工艺、舞蹈、即兴的狂欢等等，都不能算作真正的艺术，而只是艺术的萌芽。
这些萌芽，有的是与生产劳动本身紧紧结合在一起，作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处在一种未分化的混沌状态中。
例如，工具本身的工艺形式，其艺术性含义只朦胧地体现于原始人的注意力稍稍偏离劳动的功利方面而上升到幻想的领域这种内在精神状态上；有的已与生产劳动的主体部分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但仍作为整个生产劳动过程的一个环节而有其确定的实用目的（如战争舞就是出征前的准备活动，祭祀是与规划劳动、增强信心、操演动作、集中目标不可分的）；还有的则是生产劳动中产生出来的美感和艺术因素向人的其他本能（如性选择、游戏、情绪的发泄和平衡）的扩展。
在这些活动中，艺术传达情感的作用只是附带的。
与此相适应，原始人的美感，在我们今天看也并非纯粹意义上的美感。
除了神秘的着魔般的神魂颠倒之外，它还与各种生理上和功利性的愉快混在一起。
一个土著人宁可穿他自己用草梗和兽毛编织的披风而不喜欢色彩单调的西服，这不过是出于一种代代相传的习惯而已，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艺术家比这个野蛮人更能领会那种原始服饰的美的韵律，并从中得到丰富的灵感。
原始部落在歌舞中如此起劲地大声喧嚷与他们对歌舞的实际功利的目的性意识有关[889]，而并非觉得声音越大就越美，但现代音乐却从那热烈单纯的情调中吸取了营养。
按照摩尔根和马克思的分期法，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的想象力和人类的高级属性（精神属性）一起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这正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提出的农业和畜牧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时期。
正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单纯采集和狩猎天然产品的劳动方式日益让位于有计划、有预见、有组织的农业和畜牧业，人类的想象力和幻想力就得到了反复的训练和提高。
“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愈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
[890]人类用来生产的手段最初不过是他亲手制造的工具，在这工具（石刀、棍棒）与直接的生活资料（兽肉）之间还很少别的中介物，但这时却急骤地复杂化起来。
“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
；[891]土地，山川，日月，星辰，总之，整个周围环境，整个大自然，都成了人类为了生存而必须通盘考虑进去、避开其危害而加以利用的因素。
如果说，劳动工具最初就是人的肢体的延长的话，那么这时人则“把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资料、对象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892]。
正因为人事实上在自己的“对象性活动”
即现实的生产劳动中，已经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了自己的“无机的身体”
，所以人才能在观念中、在幻想和想象中把自然界变成自己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
，才能够不仅按照这个自然界的一切物种的尺度来生产，同时“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
[893]。
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物种的尺度”
，是指上述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
的自然界本身的尺度，即生产过程的技术性尺度；而“内在固有的尺度”
则是指人自身的消费的尺度，它既是人对于作为“直接的生活资料”
的自然界在质和量上的要求，同时也是人对于作为“精神食粮”
的自然界在形式上的要求[894]。
任何作为人的消费的活动，甚至“宴乐和消化”
，都是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统一。
在生产活动之前，“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
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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