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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韵律”
“气韵”
。
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
虽然可以很方便地解释现代艺术的许多现象,但它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科学的气味,倒很像是一种新的信仰。
对确定性和可把握性的要求促使着西方人从形式本身的结构意义或意义结构上作更有希望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正当贝尔、弗莱和汉斯立克(他们在形式主义艺术观上大同小异)的学说风行欧美时,在俄国出现了另一个形式主义的语言和文学学派。
随着这个学派的创立者雅各布逊(1896—1982)移居捷克,这一形式主义学派也迁移到布拉格,他们影响了后来一大批文艺批评家和美学家,并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靡于法国的巴黎结构主义的直接思想先驱。
当代结构主义从索绪尔(1897—1913)对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所作的区别出发,认为语言本身是一个能指系统或符号系统,它就像一个潜在的框架,可以由人们塞进各种各样的“所指”
或具体含义(事件),但这个抽象的框架却决定着表面含义之下的深层含义,因此在文学批评以及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我们不能满足于那些纷纭变化的表面含义,而必须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观点去寻找那种不自觉地支配着作家或人们行为的深层含义,即深层结构方式。
“现代语言学在这方面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并且确信,我们的意识在词汇、语法和句子的层次上所知觉到的意义,最终要归功于一种无意识的排字活动,这个活动遵循着完全确定的、可由现代语言学加以研究的规则。”
[742]对于这种深层结构的形成,有的结构主义者也作过一些尝试性的研究,如戈尔德曼(1913—1970)就把它归结为一个特权集团(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义上作品就是通过个人意识即作家意识的媒介而形成的集体思维的意识,这种意识向这个集团说明他们在思想、感觉和态度上不自觉地要向何处去”
[743];但一般都不再对这个问题作形而上学的或意识形态的探讨,而是把结构看作一个既定的、共时性的研究对象,对它作形式主义的描述。
甚至他们把那些本来可以用来说明结构的历史形成的社会状态也颠倒地理解为结构本身的表现,如列维-施特劳斯(1908—2009)对原始婚姻关系和神话的研究,阿尔都塞(1918—1990)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就都是想从这些事实背后找到那暗藏的结构模式,以便有一天能对之加以数学定量的分析。
结构主义从语言学出发却超出了语言学,他们不仅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而且认为“社会生活是符号交换、象征的解读,是广义的‘语言’”
[744],把一切社会科学都看作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一个分支。
结构主义运动在美学和文艺批评中开辟了一个新唯科学主义的园地。
列维-施特劳斯说:“就其本性来说,只有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才是科学的”
,[745]主张将其运用于人文科学中。
结构主义方法正是这种主张的一种实践,它是客观冷静的、分析性的、反人本主义的。
罗兰·巴尔特(1915—1980)认为:文学史“只有当其着眼于社会活动和社会机构而不是着眼于个人时,才是可能的”
,作家在其中只是某个社会机构的一分子,正如原始时代的巫师只是魔法作用的工具一样,所以“必须打破框框,改换对象,把文学从个人那里解放出来!”
[746]法国“新批评派”
主张:“批评就在于破译意义,揭示它的概念,首先是那个隐藏的概念,即‘所指’”
[747],这个隐藏在现象(自然语言)底下的意义构成一个“第二级系统”
,它不是符号所明白代表着的意义,而是符号作为一个结构系统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它才是文学作品真正的“文学性”
。
这样一来,任何作品的“本文”
都有赖于“破译”
(解读),即揭示作者和读者都不自觉地服从的某种客观必然性(结构)。
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与强调内容的解释学美学(详后)如出一辙。
但新批评派(如让·罗塞)是从形式方面达到这种综合的[748],或者不如说,他们把内容、意义也形式化(结构化)了。
正因为如此,结构主义本身成不了一种哲学,而流于一种单纯的方法或分析技术,并且还包含有某种“禁止人文科学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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