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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崩乐坏”
的反思：非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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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是早熟的封建社会从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历史转折关头。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空前繁荣、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
当此之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国人作乱，四方争雄，征自诸侯，政由方伯，八佾舞于庭，周鼎问于楚，文王周公创立的宗法体制分崩离析，儒家极力推崇维护的礼乐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
正是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的非儒家异端诸学派，百家蜂起，诸子争鸣，衡长较短，立异标新，为中国文化史和中国美学史，平添了无数异彩。
礼乐文化和儒家学说的头号劲敌是墨家学派。
墨子大约是殷商“百工”
奴隶主之后，又跻身于宋国手工劳动者阶层，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殷商奴隶制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者。
不但他的“天志”
“明鬼”
的宗教观念可视为殷商“尊神文化”
的延续，就连他的“兼爱”
“尚贤”
的伦理思想似乎也是这一文化的思想化表达。
在先秦思想家中，墨子与古希腊思想家的相似之处最多；他和后期墨家所大力发展的某种注重逻辑（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也表现出一种非伦理型文化的倾向。
所以，墨子似乎本能地对礼乐文化有一种对抗心理和抵触情绪。
也正是在批判礼乐文化的前提下，墨子提出了著名的“为乐非也”
[492]的美学命题。
在墨子看来，所谓“美”
（包括艺术和审美），不过是人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的感官享乐，即“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
[493]，因此较之物质生活，它是远非重要的。
“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
[494]也就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穿、住，维持生命的存在，才有可能从事艺术和审美活动。
动物单凭自然界的恩赐便可存活，人则只有通过劳动才能生存发展：“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爪）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
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因已具矣。
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495]因此任何时候人都应该把发展物质生产放在首要地位。
然而，统治阶级在生产力极其低下、广大民众衣食起居尚不得温饱安宁的情况下，废耕织，夺民财，以满足少数统治者的声色口味之欲，违背了人的劳动本质，当然是非人道的。
由此可见，墨子“为乐非也”
这一思想，具有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萌芽和原始人道主义因素，但它们都是建立在极其狭隘的功利主义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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