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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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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西欧确立后的头几个世纪，西方文化陷入了最黑暗的年代，罗马帝国即使在它的“黄金时代”
，也仍然不能和古希腊文化所达到的高峰同日而语。
人们首先滋生出一种贬低艺术、鄙视“人为美”
的倾向，而转向那未经人工触动过的大自然。
他们厌倦了金碧辉煌的宫殿、廊柱和精美的雕像、壁画，却向往着恬静无扰的乡村生活，那情景和现代人逃避城市文明的趋向正有些相似。
然而，“这种敌视人为美的态度损害了中世纪的各种高级的想象性艺术，从而归根结底甚至也减弱了人对可爱的大自然的敏锐感觉。”
[270]对大自然的倾慕并不能使罗马人那充满忧虑的心绪得到真正的安抚，他们不久就发现，他们需要摆脱的并不仅仅是危机四伏的城市生活，而是整个正在衰颓、崩溃和腐烂着的现实世界。
首先明确说出这一点并得到了广泛响应的，是最著名的基督教“教父哲学家”
圣·奥古斯丁（354—430）。
奥古斯丁是柏拉图主义的信奉者，他利用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来系统论述基督教教义，建立了统治西方达几百年的基督教神学体系。
他在基督教一神论的名义下，克服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对立，主张上帝作为全知全能的本体，是从“虚无”
中创造了整个世界；他以“三位一体说”
的神秘主义代替了普罗提诺的“流溢说”
的神秘主义，清除了其中的泛神论因素。
一般说来，被奥古斯丁所理论化了的基督教神秘主义从起源上来说包含着古希腊酒神精神的因素，并受到过俄尔甫斯神秘教派（即改良过的酒神崇拜）的影响，这与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是共通的；但基督教神秘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有一点是本质上不同的：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神在“此岸世界”
是不可认识的（只有少数哲学天才可以偶尔窥见），基督教（奥古斯丁）的神却是每个凡人都有可能感到的，这取决于他的意志而不取决于能力，只是感受的方式是神秘的、非理性的，一切人都可以通过信仰而抵达上帝。
这种神秘主义为了实现人与上帝在精神上相通，而决然地斩断了人与世界在物质上的联系，它不再是迷狂和泛神主义的醉生梦死，而是在清醒理智支配下对信仰的坚持，或（从坏的方面说）是一种有意识的蒙昧主义、一种理性的自我阉割，正如德尔图良说的：“唯其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这样，作为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奠基人，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也必然是摒弃一切现实世界的美的。
不过，他本人对传统的美的和谐说（包括对称、适当、秩序和整一性）也曾一度信奉，并接受了柏拉图主义的“悦目的颜色”
的说法（这在柏拉图和普罗提诺那里出自于把神比作太阳、把理性比作光的譬喻）。
他甚至写过一本《论美与适合》的专著。
但皈依基督教后，他放弃了对这些传统的带有感性色彩的世俗看法，而使之神学化了。
在他看来，万物之所以美是因为它们都是至善至美的上帝的造物，但“一样东西的存在和美丽不是一件事”
[271]（这与普罗提诺的看法相反），因为一切丑的、恶的事也是上帝创造的，也是存在的。
上帝的至美与具体事物的美截然不同，它只在万物（包括美的和丑的一切事物）的总体和谐上显现出来，因而，正如不必因具体事物的丑恶而怨恨上帝一样，具体事物的美也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由此联想到上帝的美和公正，因而离开具体事物上升到天界，才能真正发现一切美的本质；而沉溺于具体事物本身，“背向天主”
去欣赏美，则只能导致罪恶。
所以真正说来，只有上帝所创造的整个宇宙（作为最大的艺术品）才是和谐的、适当的、单纯整一的、在色彩上最为“悦目”
的[272]。
至于具体事物（包括人造的艺术品）的美则不但是“次要的”
，而且是与最高的美对立的。
只有通过“忏悔”
，对这些“次要的美”
不屑一顾，一心向往着上帝，人的灵魂才能达到至美的境界。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很大一部分就是对自己早年热衷于荷马和维吉尔的诗以及当时的戏剧的忏悔，而由于“把美的艺术同宇宙加以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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