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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历来争议颇多，但不论哪种解释，似乎都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同一件事：通过对人物情感的摹仿和共鸣（同情、怜悯），现实的痛苦（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或社会性的）在诗和音乐的陶醉中得到了缓解、减轻和治疗，从而恢复到一种纯洁无邪的平静状态。
透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阿波罗艺术精神对狄俄尼索斯精神的中和，这就使希腊人的个体意识提升到了普遍性的伦理原则。
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
所强调的，正是个体性原则摆脱原始冲动的野蛮性，因而在道德精神的层次上得到发扬光大。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看重的不是希腊艺术中狄俄尼索斯的冲动，而是阿波罗式的静观，他对悲剧艺术的研究（动作的整一、个性的刻画等）完全是冷静的。
尼采认为研究理性的欧里庇得斯是悲剧的破坏者，亚里士多德则恰好认为他“实不愧为最能产生悲剧效果的诗人”
[235]。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或音乐最终将把人引向一个理智清明、情感适度的精神境界，这种适度的情感即是“美德”
。
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的道德功能的这一切见解都是建立在艺术的摹仿性这一基础之上的，例如音乐的教育作用就因为“节奏与乐调是些运动，而人的动作也是些运动”
[236]，因而节奏的和谐（音乐）就反映着行为的和谐（道德）；艺术欣赏所带来的精神快感本身就是一种摹仿的快感，“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
[237]；而“净化”
也正是由于对剧中人物的同情的摹仿所引起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摹仿是艺术和其他一切技术的根本区别，因此他称美的艺术为“摹仿的艺术”
。
他认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
[238]，同样，画家和雕刻家、歌唱家、演员等等都是用不同方式进行摹仿[239]。
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整个艺术哲学都是从摹仿论出发的，他建立了一个系统化的艺术摹仿的学说。
除吸收他的前辈们已经提出的摹仿论思想外，他还有许多独立的发挥和新见解。
首先，他强调摹仿应该是摹仿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不是柏拉图所谓“影子的影子”
。
他认为，既然整个自然界无非是神的目的所支配的，那么艺术反映自然，就可以间接地反映出神的意图；真正的艺术可以不受现存自然事物的局限，而去描写那些在神的目的中可能出现或必然出现（合乎可然律或必然律）的事物，因此可以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
去摹仿，例如画家“所画的人物应比原来的人更美”
[240]。
显然，艺术品之所以能比现实事物“更美”
，是由于它比现实事物的偶然现象“更真”
，它反映了现实事物尚未表现出来的内在本质和目的。
所以“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241]。
艺术和诗被提到和哲学相当的崇高地位，它甚至高于经验科学：“知识和理解属于艺术较多，属于经验较少，我们以为艺术家比只有经验的人较明智……只有经验的人对于事物只知其然，而艺术家对于事物则知其所以然。”
[242]显然，摹仿论要在古希腊科学精神的氛围里立足生根，最强有力的论据莫过于说明它是一种真正的科学认识，这一论据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建立的。
可见，尽管亚里士多德大力论证了艺术（美）与道德（善）的统一性，但其根本的立足点仍然是艺术与科学、美与真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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