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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然所成事物与技术制品也相同。
种子的生产作用正像技术工作，因为这潜存有形式”
[227]。
朱光潜认为，“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是把‘自然’或‘神’看作一个艺术家，把任何事物的形式都看成艺术创造”
[228]，这可说是抓住了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主要线索。
亚里士多德神学目的论的世界观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神学目的论的系统化，也是后世基督教神学目的论以及近代莱布尼茨、康德等人目的论的奠基者。
而建立在这种目的论上的美学基本模式，也成了往后两千余年西方各种各样的美学思想万变不离其宗的潜在结构。
[229]
这个模式就是：宇宙万物皆为神的艺术品，人本身则是神的最优秀的作品；人的艺术是对神的艺术的模仿；艺术的本质特征是有机的整体、多样的和谐，这不但反映着万物的本质，也恰好体现了神的目的，因为神的目的正是在万物（特别是有机物）的和谐协调、有机联系中见出的。
因此，亚里士多德对于美的本质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有机的整一性”
，它是自毕达哥拉斯以来“和谐说”
的进一步深化。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美的和谐不仅仅是机械的、数学的和谐一致，也不仅是两个外在事物之间的外在的目的性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目的性”
，即一个个别事物自行将其“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
[230]。
这种内在目的性就是有机性。
无疑，凡是对美的艺术的目的论观点，最终都将导致美善同一，因为所谓善（好），无非就是行为和事物的合目的性。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有这种观点，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由于其理念论的唯智主义和抽象性，他的“美善同一”
是排斥一切感性的，因而他把美和艺术对立起来，把艺术贬抑为一种危害善和道德、因而也损害美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则从经验主义出发，将美、善都和人的感性联系起来，因而恢复了艺术的崇高地位，这是他对于古希腊美学的巨大贡献之一。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
[231]，这是合乎当时希腊日益高涨的享乐主义时尚的。
对比之下，柏拉图的观点是多么刻板和不识时务，他竟说荷马的史诗“因为它们愈美，就愈不宜于讲给要自由，宁死不做奴隶的青年人和成年人听”
[232]。
在柏拉图那里，美只有在接近于最高等级即抽象理念时才是善的。
亚里士多德则第一个公开提出，艺术的感性的愉悦性和美的魅力本身就具有道德的作用。
他在谈及音乐时曾提出艺术的三大目的：教育、净化和精神享受。
教育的目的是通过“选用伦理的乐调”
来实现的[233]，即是说，有些乐调直接就是道德的。
精神享受哪怕是感官上的，从道德立场看也值得推崇，因为“精神方面的享受是大家公认为不仅含有美的因素，而且含有愉快的因素，幸福正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结合”
[234]，而幸福则被视为善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这是他与柏拉图的一个重大区别）。
至于“净化”
（Katharsis），这可以看作亚里士多德把艺术的感染力与道德联结起来的主要纽带，它特别在讨论诗和悲剧时得到了强调，甚至被纳入了悲剧的定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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