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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地区可耕地很少，希腊人只有外出远行，到远离家乡的异国他乡才能取得自己的生活资料。
许多城邦和移民区都是由贸易和商品生产建立起来的，如雅典城就从埃及进口粮食，从波斯输入日用品，从麦加拉运进蔬菜，由马其顿获得木材。
商业和海上控制是希腊人的命脉，他们赖以生存的是海洋和交通。
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的希腊移民运动，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历史上只有欧洲人移居新大陆可以相比。
这种移民运动与盲目的部落迁徙不同，它是城邦政治经济扩张的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形式。
尤其是公元前7世纪之后，移民主要是工商业性质的，许多移民城邦成为希腊世界主要的工商业中心。
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手工业和航海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冶金、造船、武器、皮革、陶器、纺织、酿酒等行业已举世闻名，而且主要是为了出口，甚至希腊有限的农业也带上了商品生产的性质。
无疑，古希腊经济生活中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必定是当希腊人（阿卡亚人）尚作为游牧部落在北方漫游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于氏族内部了。
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同，游牧部落由于畜牧业本身的需要，就必须和其他部落进行商品交换。
在这种交换中，牲畜是现成的、自然形态的货币，它不需像谷物交换那样由人工（行政当局）制定统一的量具，而天然地保证了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的普遍性。
商品经济是游牧民族走向文明开化的主要通路。
自给自足的中国古代农人却是以另一种方式踏入文明的门槛的。
自然经济的稳定发展，恰好是以一种最不自然的、人为的方式才得到保障的，这就是从上至下直到每个生产细胞的金字塔式的行政干预。
正是这种完善的行政干预，成了中华文明的象征，它是人类自觉调节自身生活方式的最早表率。
它颁布农时，组织抗灾，兴修水利，处理民事纠纷直到家庭琐事。
每当年丰日足，外患消弭，到处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在这种人为的控制之下，中国人的家居生活是太容易了。
只要不是兵荒马乱，水旱虫灾，他们用不着动脑筋去应付各种情况，只需按着伏羲氏和神农氏早已教给祖先们的老一套耕作程序，习惯性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就能保证一家大小的温饱。
但这种自然经济所导致的交换的萎缩、交通的不发达、见识的狭隘，却使中国人很早就丧失了探险精神和穷根究底的兴趣，而对超出一小块地域之外的一切感到神秘和不适应。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像希腊人那样扬帆远航，至多不过到附近山野里开上几亩生荒地，而且也只以步行所能达到的地区为限。
数千年来，大一统的华夏帝国从人与土地的这种依赖关系中取得了自己强大的聚合力。
皇帝称自己的国家为“社稷”
，社就是土地，稷则是这土地上所生长的庄稼。
中国的政权是土地政权，中国的战争是土地战争，而不像古希腊以掠夺财富（动产）和奴隶为主要目的的战争。
中国的租税剥削和徭役剥削也不同于古希腊的奴隶剥削和金融、高利贷剥削。
直到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初次游历中国元朝都城时，竟以为忽必烈皇帝一定是靠操纵货币发行而建立起如此豪华奢侈的排场的，可见中西两大民族的经济观念差异之大，已达到了难以沟通的地步。
总之，古代中华民族与希腊民族的差异种种，最终可以追溯到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差异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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