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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河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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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认为,地球上现今所有的人类,不论体格、肤色和血型如何不同,全都是由人科的同一属、同一种进化而来的,因而,寻找人类共同诞生地和最古老的祖先成了19世纪末以来国际性大规模考古发掘的最重要目的之一。
可以肯定,在距今约十万至四万年之前的“古人”
(尼安德特人)虽已遍布欧、亚、非三大洲,但在体质形态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别。
在苏联、西欧、巴勒斯坦和罗德西亚所发现的古人化石,与中国境内广东马坝、山西丁村、内蒙古河套、湖北长阳等地所发现的化石具有同样的特征。
直到距今四万至二万年前的“新人”
时代,现代型人种才开始有了逐步的分化,以克鲁马农人为代表的欧罗巴人种和以山顶洞人为代表的蒙古人种才开始有了肤色、毛发、五官和身材上的区别。
[31]
然而,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生产方式。
人类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在跨入新石器时代之际,发生了两件对后来文明的分化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一是原始的采集经济过渡到原始的农业;二是原始的渔猎经济过渡到原始的畜牧业。
大体上说,石器时代的人类并无专营采集或专事渔猎之分,他们只能碰到什么吃什么,只是在氏族内部存在着某种自然分工:男子多从事渔猎,妇女则负责采集。
农业和畜牧业从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经济中分离出来大约是同时进行的,因为它们需要差不多同样水平的劳动技能和对劳动后果的预见能力。
然而,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这两个方面在不同的地域中却可以因自然条件的差异而有不同的侧重。
在有的地方,例如上古时代的欧洲和西亚,农业最初可能是作为牧草种植业而发展起来的;而在另外的地方,例如在仰韶文化时期的中国人那里,农业和定居生活却是原始畜牧业的前提。
正是这种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最初的差异,把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民族带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上。
根据考古发掘,到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期间(如陕西半坡和河南庙底沟所发现的),中华民族已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新石器时代。
继此之后,沿黄河流域,上行有甘肃、青海地区“马家窑文化”
出现(它是中原仰韶文化的继续),下行有山东济南一带“龙山文化”
的兴起,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建造了广阔的历史舞台[32]。
大河流域农业生产的优先发展,与冲积平原所提供的大片可耕地有关。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把农作物的收获和种植的象征——花(华)与芽(夏)看作自己民族的象征[33],家畜饲养则从母系氏族时代就作为“副业”
而附属于农业生产了。
最早饲养的是不占牧场的猪和狗,到龙山文化时才开始驯养牛、羊。
道理很简单,在黄河流域,用牧场来挤占肥沃的耕地是很不上算的。
《周易·系辞》上说“庖牺氏没,神农氏作”
,或许正反映了远古农业排斥畜牧业的情况。
罗伯特·路威曾提到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的一个区别,即他们没有喝牛羊奶的习惯[34],这也可以作为在中国畜牧业从未占主要生产方式的佐证。
一个定居的农业民族在广大农业区域内对其他农业地区的扩张,其最自然的方式莫过于“先融合,后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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