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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无论这一复杂的历史性争论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拉蒙特确有先见之明，预见到美国人对国际联盟不会热情支持。
他察觉到国内的孤立主义正在日益增长，因而要求德怀特·莫罗从纽约向他报告人们对国际联盟的看法。
当他把莫罗悲观的调查结果转给威尔逊时，威尔逊既表示蔑视，又对美国人的怀疑感到迷惑不解。
拉蒙特不断地给威尔逊写备忘录，建议他在和约问题上采取灵活战术，多同共和党对手协商，甚至在华盛顿进行院外游说，以便坚定那些犹豫不决的参议员的立场，争取两党的共同支持。
对文体一向敏感的拉蒙特建议威尔逊在讲话中多些幽默，在解释联盟章程时使用“近乎儿童般的语言”
。
（10）威尔逊对莫罗的报告所做出的反应显得风格高尚，但缺乏远见。
他告诉拉蒙特：“整个问题的关键是它的真实情况。
如果我们能够使国内的人们同我们一样了解这一情况，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11）拉蒙特实际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当威尔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见解时，他只是看着，心中充满恐惧。
他俩在最后一次横跨大西洋之行中心情愁闷。
1919年11月，《凡尔赛和约》在参议院搁浅，威尔逊受到重大打击。
美国始终没有参加国际联盟。
凡尔赛是汤姆·拉蒙特开创事业、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起点，从这里他获得了互相矛盾的经验教训。
一方面，这次和会留下了一丝理想主义的残余。
在他的记忆中，威尔逊始终保持了圣人的形象。
他对威尔逊的“乐天派性格”
“聪明才智”
，以及“像苏格兰威士忌酒那样混杂美好的理想主义和执拗的结合”
赞不绝口。
（12）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发现，政治是一门实现潜能的艺术。
威尔逊过于纯真，因而受到伤害。
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成为乌托邦的。
关于威尔逊，他说：“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在许多方面是个伟人，在不该硬的地方硬，在该妥协的时候还是妥协的。”
（13）拉蒙特自己在妥协让步方面的才能终将表现出来，因而他的政治悲剧与威尔逊将完全不同。
回到美国后，拉蒙特仍然受到威尔逊精神的鼓舞，他骄傲地把总统及豪斯专员的画像悬挂在华尔街23号他的办公桌上方。
就在不久前，他成了《纽约晚报》的出版商。
他一改以前的不干预政策，坚持该报要采取支持国际联盟的立场。
作为美国首要对外贷款人，摩根财团对威尔逊标榜的自由民主党的国际主义也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
20世纪20年代，当美国实业家们仍然拘泥于保护主义、偏安一隅的时候，银行家们则已开始向世界发展。
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国家才能进行出口并赚取外汇，偿清债务。
如同19世纪在伦敦金融城发生的情况一样，华尔街开始着眼于国外，其程度远远超过商业存款银行。
摩根财团作为全球合作的倡导者，常常觉得同主张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格格不入。
回国参加192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拉蒙特为共和党室内吞云吐雾、乌烟瘴气的情形，狂妄自大的孤立主义以及卑鄙的对外国人和外交事务的畏惧和痛恨所震惊。
他发觉，美国突然退出了这个世界，并拒绝为战后欧洲的复兴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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