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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蒙特的政治信仰同摩根银行的业务需要是相吻合的。
因为随着国外贷款的扩大，摩根银行需要有稳定的政府、全球的安全和自由贸易。
20世纪10年代后期是摩根理想主义的鼎盛时期。
在这几年里，德怀特·莫罗写了一份题为《自由国家的社会》的简要研究报告，考察了过去各国如何通过谈判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的情况。
他的女儿安妮后来回忆说：“在我上学期间，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总是热情洋溢地谈到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要点：国家享有‘自决权’以及‘世界和平新秩序’，等等。”
（4）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威尔逊对漫不经心的拉蒙特在巴黎的表现大加赞赏。
他对拉蒙特说：“我对你在我们所有的磋商中所采取的自由派和以公众利益为重的立场越来越感到钦佩。”
（5）摩根的新合伙人乔治·惠特尼说，威尔逊似乎对拉蒙特在金融事务方面的判断比对其他任何人的判断更加信任。
（6）的确，摩根官员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无所不在，以致伯纳德·巴鲁克抱怨说，好像是摩根财团在主持这个会议。
（7）值得强调的是，第一个把华尔街新的力量动员起来用于政治目的的人是一个进步民主党总统（尽管威尔逊的共和党后任更加大肆利用这种金融力量）。
对货币托拉斯长达10年之久的攻击，似乎在一片欢天喜地的拥抱中烟消云散了。
汤姆·拉蒙特在巴黎奠定了他职业生涯的基础。
他帮助起草了和平协议中的财务条款。
他广泛结交了一批新朋友，包括后来成为洛西恩勋爵的菲利普·克尔，他当时是劳埃德·乔治的秘书，也是南希·阿斯特的密友，另外还包括南非的简·斯马茨。
拉蒙特将成为那个时代的王牌金融外交家。
杰克·摩根不善于用心计，而拉蒙特却在行动上反应敏捷，在意识形态上不拘一格。
他总能暗示两党的政治家们，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他是一个戴着多个面具的人，并把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惟妙惟肖，有时甚至把他自己也愚弄了。
他具有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双边获益的天赋。
在向威尔逊的一次表白中，他机巧地把自己标榜为“一个忠实于正在当政的民主党政府的……可怜的共和党人”
。
（8）有时候，他的忍耐力是因为缺少信心；有时候，他的坦率掺杂些机会主义。
在国内经济问题上，他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人，但在国际组织和公民自由权等问题上，他却信奉自由观点，以使自己合乎民主党知识界的口味。
民主党知识界对华尔街上的这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感到惊讶不已。
在拉蒙特职业生涯的后期，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成了他的密友。
拉蒙特和摩根财团整整一代人卷入了凡尔赛和约和德国赔款问题，就像陷入了一个泥潭而无法自拔。
在巴黎和会上，拉蒙特参加了一个分委员会，研究德国人向协约国战争赔款问题。
鉴于战争很大一部分是在法国领土上进行的——法国北部都是炸弹坑，就像月球表面那样坑坑洼洼，法国人强烈要求得到巨额赔款。
1819年和1871年，他们曾向德国人支付了战争赔款，现在他们要向德国人讨还血债。
比起报仇心切的协约国来，拉蒙特并不显得咄咄逼人，他建议德国人支付400亿美元——这只是法国人要求的五分之一，英国人要求的三分之一，但这一数额仍是相当大的，远远高于其他美国顾问提出的建议。
赔款委员会最后确定赔款额为320亿美元，这一数额震惊了本·斯特朗，他预言德国马克将会疲软，结果将导致通货膨胀——这不幸言中了。
但拉蒙特仍坚持相信，这一赔款负担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而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有争议的名著《和约的经济后果》使德国人觉得他们受到了惩罚，这只能助长他们的怨恨情绪，削弱他们赔款的决心。
他认为这为希特勒的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
拉蒙特属于这样一派人，他们认为，德国人操纵了国际舆论，从而使战后金融交易对他们更为有利。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他坚信《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过于公正，而对协约国却过于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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