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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吸引了对购买债券尚感新鲜的公众。
直到战后，这种投资习惯仍在继续。
如果美国人历来把钱存入储蓄银行、购买保险和塞在陈旧的床垫里的话，现在则全部用于购买债券。
经纪公司也对美国人的这种热情推波助澜，使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未来的巨头、全世界的恩人、正在成长着的J.P.摩根。
国民城市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突然行动，它进入了俄国（其分支机构被布尔什维克没收），在中国创立了繁荣的业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开设了分行。
巴林银行长期以来统治着阿根廷的业务，但战后的几年里，国民城市银行、J.P.摩根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的业务超过了巴林银行的业务。
与此同时，由于英国财政部禁止对国外提供贷款，致使伦敦金融城陷于瘫痪，并失掉了许多长期主权客户。
1925年，当阿根廷邀请巴林银行与J.P.摩根公司共同管理一笔4000万美元的贷款时，财政部的禁令迫使巴林银行把这项大的融资业务转给他人。
华盛顿怀着日益浓厚的兴趣观察着这场投资狂热，琢磨着如何在政治上对它加以利用。
即便是具有自由放任思想的俄亥俄州报纸发行商、共和党人沃伦·哈丁在1920年入主白宫以后，也未能阻止他的政府去试图调动华尔街的新力量。
“沸腾的20年代”
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信奉自由市场的三届共和党政府授予国外贷款以新的、半官方的身份，并享有否决贷款的权力——这些是民主党政府所不敢做的，以免被指控为有社会主义的倾向。
在新的贷款政策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是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
胡佛熟知威尔逊政府对俄和对华贷款政策的先例，即政府对银行家严加注意。
在1921年5月25日的一次白宫会议上，哈丁总统告诉汤姆·拉蒙特和其他华尔街银行家，为了国家的利益，今后所有外国贷款都必须经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批准。
在座的有关部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安德鲁·梅隆和胡佛——对总统表示支持。
摩根财团不得不将此安排通知其他银行。
事后，杰克·摩根作为有影响的私人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发言人，向哈丁保证，银行家们将“把所有可能进行的有关给外国政府贷款的谈判详细情况报告国务院”
。
（44）对一个倡导商业的政府来说，这是一次令人吃惊的政府权力的扩展。
弗吉尼亚州现任参议员卡特·格拉斯谴责了这种侵犯银行家权力的行为。
对哈丁的蔑视远远超过个人之间的恩怨，因为白宫和摩根财团分别代表了共和党中完全不同的派系。
出于本能，也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摩根银行在国际融资问题上属于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
它主张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提倡同协约国密切协商和积极向国外贷款。
在外交政策上，感觉它与威尔逊的民主党人反倒有某些默契。
鉴于英国在恢复其国外贷款上裹足不前，J.P.摩根公司希望美国继承英国的领导地位，并开始重建欧洲。
与之相反，哈丁派共和党人属于褊狭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对欧洲的冲突感到厌倦和蔑视。
这些共和党人把国外贷款看作是操纵外国人的手段，或者是有去无回的福利支出，认为这些钱还不如用在美国国内。
在摩根的整个历史中，该公司强烈地倾向于当国际主义者的领导人，而不一定是共和党人。
在新政府上台初期，摩根财团和哈丁在协约国战争时期所欠华盛顿约100亿美元的贷款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些都是美国介入战争后提供的贷款，而不是摩根财团在华尔街组织的贷款）。
亲英的摩根财团极力主张注销这些债务。
杰克·摩根说，当协约国送士兵去抗击德国人的时候，美国送的只是美元；从体面的角度考虑，这些战争债务应被视为补贴，而不是贷款。
而对哈丁政府来说，这是一个美国人是否会再一次被腐败而又诡计多端的欧洲人置于困难境地的问题，收回战争债务还能使美国税收保持较低的水平。
当拉蒙特前去同哈丁商谈取消债务的问题时，他发现哈丁被堆积如山的文件弄得焦头烂额。
“拉蒙特，这个工作对我来讲真是太沉重了，”
总统说，“我还能拿这些成堆的文件怎么办呢？唉，但愿我也能尽力了解点这些债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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