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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国外客户成为华尔街诸公司可以合法合理获取的猎物：在1946年，摩根士丹利的达德利·肖尔斯抓住了战后给澳大利亚的第一笔贷款——该国在20年代就已经是J.P.摩根的客户，两年以后又为坎塔斯航空公司经营了发债业务。
就像许多失去昔日光辉的地方一样，伦敦金融城充满了有意思的古怪习惯。
在一家商人银行，进来的邮件每天早晨摊开着摆在桌子上，以便合伙人彼此之间都能知道对方的通信情况。
在罗斯柴尔德的宅邸，合伙人要点心时摇一下刻有“管家”
的小铃。
在汉布罗的大房子里，年长者都被称为奥拉夫先生或查尔斯先生。
自尊心很强的商人银行家仍然戴着宽边帽子，拿着卷紧的雨伞，他们的眼镜总是呈月牙形。
年轻职员的领子都是笔挺，如果让领子软绵绵的就被认为是傲慢到危险的程度。
在这种循规蹈矩的世界，当劳合银行的董事长穿上黑色的羊皮鞋出现时，人们会因为自己的趣味跟不上形势而好几天忐忑不安。
摩根建富的雇员略超过100人，在战后其业务情况发展得比较好。
用美国银行业的术语来说，它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混合物，承销债券的发行，兼营退休金基金和提供贷款。
它和摩根士丹利一样，似乎垄断了主要工业账户。
在1945年，它负责了战后第一次股票的发行，几乎为每一家英国电力公司发行债券，包括联合电力工业公司和英国通用电气公司。
它还处理了钢铁公司的非国有化——这是特迪·格伦费尔和蒙蒂·诺曼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工业合理化的遗产，以及参与了世界银行的发债。
但是该公司被战前的成功所陶醉。
合伙人（严格地说是董事）对账户采取懒散的、看家似的态度，不愿意开拓新的事业，靠在椅子里懒得动弹。
当合伙人在布德尔或布鲁克斯饭店里吃午饭后，有可能回来，也有可能下班回家。
后来成为摩根担保银行总裁的罗德·林赛曾经在摩根建富受过训练，他回忆起那种昏昏欲睡的气氛：“到下午四点时，一位资深的合伙人会走到年轻人那里说，‘我们干吗还在这儿？现在差不多就是周末了’。”
（37）
J.P.摩根公司仍然在摩根建富中拥有不参与经营管理的股份，占三分之一。
这是能在商人银行中拥有相当大的股份的唯一的一家外国银行，而摩根建富这家商人银行又在属于社会名流的承兑行委员会中有一席之地。
由于在伦敦没有办公室，J.P.摩根公司就用该公司作为相当于在英国的分行，这两个公司互相交换培训人员和客户。
当埃索在制定战后西欧炼油厂扩建计划时，华尔街23号把该公司介绍给摩根建富。
对普罗克特和甘布尔、蒙桑托、英科、艾尔坎和普通食品等公司都是如此。
汤姆·卡托在1949年从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职务上退下来以后，回到摩根建富任职（虽然他没有恢复合伙人的资格），加强了J.P.摩根和摩根建富与英格兰银行接触的特殊关系。
维维安·史密斯即使快到80岁高龄，仍然不肯把权力移交给他的儿子鲁弗斯——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嗡嗡弹空袭”
期间，在大温彻斯特街23号的屋顶上巡逻。
鲁菲被贬到可悲的威尔士亲王[41]的地位。
鲁菲大腹便便，圆脸蓄须，一副养尊处优、怡然自得的神态，大公贵族的派头：他是那种魁梧稳重，总是用拐杖的把手敲门的人。
他喜爱障碍赛马、打猎，豪饮威士忌。
他像父亲那样，各方面都很吃得开。
他在壳牌公司、维克斯、埃伊公司当董事，也在英格兰银行董事会任职。
他的夫人海伦是罗斯伯里爵士的女儿。
鲁菲在“老头”
的**威之下，窝窝囊囊、任劳任怨地过着马拉松式的学徒生活，直至三十好几。
在40年代末，爱德华·皮科克勋爵——巴林银行公司的资深合伙人——告诉拉塞尔·莱芬韦尔说，老头很高兴地听说鲁菲在壳牌公司的融资中起主导作用，证明是一个有出息的人。
（39）殊不知鲁菲此时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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