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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每次政治危机、每次艺术创新运动中，韦尔迪兰夫人就像鸟儿衔泥筑巢那样，一点一点地捡起相继落下的碎片，这些碎片眼前没有什么用处，日后却会筑成她的沙龙。
德雷福斯案件过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却留下了。
韦尔迪兰夫人的力量，在于她对艺术由衷的热爱，在于她给予信徒们的关怀，在于她府上精美的晚宴，这些晚宴只有信徒可以享用，其他社交界人士一概不在邀请之列。
每个宾客在她府上，都像贝戈特在斯万夫人府上那样备受礼遇。
这儿的一个熟客有朝一日成了名人，人人都想来一睹他的风采之时，他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的表现，绝不会像博代尔和夏博[122]提供熟食的官方宴请或圣查理曼日[123]节庆筵席那样华而不实、材质掺假，而是会像一道家常美肴，府上不办晚会的日子照样也有如此美味。
韦尔迪兰夫人府上的演出班子阵容整齐、训练有素，节目都是第一流的，缺的只是观众。
而自从观众的兴趣从某位贝戈特所提倡的法兰西式理性艺术，转移到了异国情调浓郁的音乐上面，韦尔迪兰夫人一如外国艺术家派驻巴黎的特约通讯员，很快就在迷人的尤贝勒捷夫亲王夫人[124]身边，为俄罗斯舞蹈家当起了卡拉波斯仙女[125]，虽年老却无所不能。
芭蕾艺术的这次入侵，我们知道，除了遇到一些缺乏艺术趣味的评论家的阻击，以其魅力征服了整个巴黎，激起充满**的好奇，与德雷福斯事件相比，这种**显得不那么粗粝，更富有纯粹的审美情趣，但也许狂热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
这一次韦尔迪兰夫人又占了先机，但其社交效果与以往大为不同。
正如我们在重罪法庭开庭时，瞧见她和左拉夫人并肩坐在前排正对法官席，当为俄罗斯芭蕾感到欢欣鼓舞的新人类，头戴新潮的羽饰涌进歌剧院时，他们总能瞧见最靠前的包厢里并肩坐着韦尔迪兰夫人和尤贝勒捷夫亲王夫人。
经历过司法大厦的激动过后，夜晚大家聚集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在这里不仅可以就近一睹比卡尔[126]和拉博里[127]的风采，而且可以打听最新的消息，了解楚林登、卢贝、儒奥斯特上校[128]，以及法规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希望，同样，在《天方夜谭》或《伊戈尔王》的舞蹈场面所激起的兴奋难以平息，谁也不想去睡觉的时候，大家来到韦尔迪兰夫人府上，为保持舞姿轻盈没吃晚餐的演员们，以及他们的经理和舞美师，还有杰出的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和理查·施特劳斯，在尤贝勒捷夫亲王夫人和女主人的操持下，欢聚一堂共进美味的夜宵。
这里的夜宵堪比埃尔维修斯夫妇府上的夜宵，宴席上不乏巴黎最尊贵的夫人和外国的亲王殿下们的身影。
一些自诩欣赏品位高雅，要在俄罗斯芭蕾中做所谓高下之分的社交圈人士，认为《仙女》的导演手法比《天方夜谭》来得更细腻，觉得在《天方夜谭》中不难看到黑人艺术的影响，但即便如此，这些人士也为亲眼看见这些让芭蕾的艺术品位和舞台表演焕然一新的重要人物而兴奋不已，这门艺术跟绘画相比，也许有点过于程式化，但这些创新者却带来了一场与印象派运动同样深刻的革命。
让我们大为吃惊的是，当布里肖对她说，得悉她那位杰出的女友的不幸消息后，他感到很难过，韦尔迪兰夫人却回答道：“您知道，我得承认我一点儿也没感到难过。
明明不觉得难过，装出来也没用……”
她这么说，大概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精神不佳，想到整个晚上都得装出一副愁容，就已经觉得累了；二是出于傲气，不想让人觉得她是为自己没有取消这次晚会在找借口；三是对常规礼仪表示既富有人情味，又不失圆通练达的尊重。
因为她知道自己表现出的这种并不悲伤的态度，一旦大家知道起因是她其实一向对亲王夫人没有好感，只是此刻突然流露了出来而已，那么这种态度跟大家普遍表现出的无动于衷相比，还是更可尊敬的，何况，亲眼看见一种不容置疑的真诚，总是会叫人心软的：韦尔迪兰夫人要不是确实对亲王夫人之死并不感到伤心，又何必就为了给自己举办晚会开脱，特地往自己脸上抹黑呢？大家忘了，韦尔迪兰夫人本来完全可以承认，尽管她伤心，但她没有勇气放弃这样一份欢乐；然而，做朋友的不重情义，虽说多少会有些让人反感，会有些不道德，但是并不丢脸，所以要承认这一点，比一个家庭主妇承认自己肤浅还要容易。
就犯罪的情况而言，嫌疑人由于处境危险，招供时考虑的是怎样减轻罪名，他的出发点是自身的利益。
事关不致量刑的一般过失时，出发点就是自尊心了。
何况，韦尔迪兰夫人可能是不想流于俗套，有些人生怕愉悦的生活被忧伤打断，一再说他们觉得无须把内心的悲伤表露在脸上，这种遁词已经用滥了，她宁可学聪明罪犯的样，不去一遍遍地重复为自己撇清的陈词滥调，而采用另一种辩解方式——其实那也已经是**，只是他们自己并没意识到——声称并不认为人家指控他的罪名有什么不该做的，他只不过是碰巧没有机会去做而已，当然，韦尔迪兰夫人也可能是决定以不关心为理由替自己的行事辩解，在她看来，既然心里的怨气已经给勾了上来，不如干脆让人感到这一点，这样反而显得自己特立独行、与众不同，而要把这种心情梳理清楚，那得有一种罕见的洞察力才行，要把它公然说开来，那就更少不得某种胆识了，因此，韦尔迪兰夫人执意说自己并不感到悲伤时，心中颇有几分自得的意味——这种心绪是思维反常的心理学家和脸皮厚的剧作家所常有的。
“她就是个坏人。”
她丈夫插嘴道。
“哦!他不喜欢她，是因为觉得我邀她来做客，根本对我没好处，其实他是不用担这份心的。”
“您得说句公道话吧，”
韦尔迪兰先生说，“我一向不赞成你们来往。
我不止一次地跟你说过，她的名声不好。”
“这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萨尼埃特提出异议。
“您怎么能这么说？”
韦尔迪兰夫人嚷道，“这是人人知道的事情，不是不好，而是可耻，丢人。
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我不知道怎样解释我的感情才好；我并不讨厌她，可是我对她一点也不感兴趣，所以得知她病得很重的时候，连我丈夫都惊讶地对我说：‘看上去你一点也不难过。
’这不，今儿晚上他建议取消这个聚会，可我坚持不能取消，在我看来，明明没感到悲伤，偏要做出悲伤的样子，那就像在演戏了。”
她这样说，是因为她觉得这居然颇有些像时髦的问题剧[129]，而且演来未见得会费力；没错，承认自己感情冷漠或道德有所缺失，会像随和宽松的风尚一样，使生活变得更简单；它让原本应受指责的行为，变成一种力求真诚的责任，而且这样一来，也就无须再去找借口了。
那些常客倾听韦尔迪兰夫人说这番话，在感到钦佩之余，隐约也有几分不安，以前观看某些直面残酷现实、抨击不留情面的戏剧时，心头也会泛起类似的不安情绪；在惊奇地看到他们亲爱的女主人换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显示她的爽直和特立独行时，他们中间不止一人暗自寻思，虽说不是一回事，但他们还是不免要联想到自己的死，要是那个日子突然一下到来了，他们不知道在孔蒂河畔大家是会哭泣，还是会欢声笑语不断。
“我很高兴，因为我请了这些客人，晚会没有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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