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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头,就像第一次去赴约会那样怦怦直跳。
这种新药,会把我们带进哪种我们尚不知晓的睡眠和梦境呢?它现在进入了我们的肌体,控制了我们的思想。
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入睡?一旦睡着了,这位全能的主宰又会引领我们走过哪些陌生的途径,登上怎样的峰顶,沉入怎样深不可测的深渊?我们在这次旅途中会获得哪些全新的体验?它会给我们带来病痛?至福?死亡?贝戈特之死,就是在他把自己交付给这样一位无所不能的朋友(朋友?
他去世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次尿毒症轻微发作后,医生嘱咐他要卧床休息,可是看到一位评论家的文章,他禁不住还是出了一次门。
原来这位评论家提到的那幅画作,弗美尔的《德尔夫特小景》(这次为举办荷兰画展,特地从海牙博物馆借来的),贝戈特一向非常喜欢,而且觉得自己对这幅画作已经相当熟悉,但文章中写道,画上的一小块黄色的墙面(贝戈特记不起来这块墙面了)画得极其出色,如果把它单独拿出来看,它就像一件珍贵的中国艺术品,本身就具有一种完备的美,看到这儿,贝戈特决定去看一下。
他吃了几个煮土豆,就去了。
到了那儿,刚走上台阶,他就感到头晕。
看了几幅画,只觉得这些矫揉造作的画幅枯燥乏味,实在是辜负了威尼斯宫殿或海边简朴小屋的清新空气和阳光。
终于来到了弗美尔的油画跟前,这幅画似乎不如他记忆中的那么明亮,跟他见过的其他画作的区别似乎也不那么显而易见,但这回由于读过那篇评论文章,他第一次注意到了那几个蓝色的小人儿和玫瑰色的沙子,还有,那一小块异常珍贵的黄色墙面。
眩晕加剧了;他的目光直勾勾地盯在这一小块珍贵的墙面上,就像一个孩子盯住一只黄色的蝴蝶,想要抓住它一样。
“我应该像这样来写,”
他心想,“前几本书写得太枯燥了,其实应该多涂上几层颜色,让笔下的句子变得本身就很珍贵,有如这一小块黄色的墙面。”
然而他的头晕得愈来愈厉害。
他仿佛看见一具天国的天平一端的秤盘上,放着自己的一生,而另一端则是那块用黄色画得如此美妙的墙面。
他觉得自己刚才过于仓促地把前者献给了后者。
“我可不想让那些晚报记者,”
他心想,“把我写成这次画展的花边新闻。”
他不停地念叨着:“带披檐的那块墙面,那小块黄色的墙面。”
他突然倒在了一张环形沙发上;也是骤然间,他不再去想这是生死攸关的当口,重又变得乐观地对自己说:“是刚才的土豆没煮熟,影响消化了,没事儿。”
他又一下子从沙发上滚下来,摔在地上,在场的参观者和保安都跑了过来。
他死了。
就此永远死了?谁能说得清呢?诚然,通灵实验并不比宗教教义更强,它也并不能证明灵魂是存在的。
我们所能说的是,今世发生的一切,都仿佛是在兑现前世承诺的责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状态,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相信自己非得行善积德,非得温文尔雅,非得彬彬有礼不可,对一个无神论者的画家来说,也没有任何理由,让他非得把一幅画作的局部反复画上二十遍,就如一个名不见经传,几乎没人知道他弗美尔这个名字的画家,凭借精湛绝伦的技巧,反复推敲打磨画成这块黄色的墙面一样,作品所赢得的赞美,跟日后被蛆虫啮噬的躯体相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所有这些在当下生活中无法得到认同的责任,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那是建立在德行、觉悟、牺牲的基础上,跟这个世界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们离开那儿,为的就是降生在这个世界,然后有一天,我们也许还会回到那儿,重新生活在这些陌生的法则的权威之下,我们至今遵循着这些法则,是因为我们尽管不知道它们由谁制定,但受其熏陶已年深日久——深入思考的智力活动无时无刻不在使我们接近它们,对它们视而不见的唯有——说不定还不止呢!——傻子。
因而,认为贝戈特并没有就此永远死去,也是不无道理的。
前面说了,我听说贝戈特是那一天去世的。
让我奇怪的是,报上的新闻并不准确——这些新闻都出于同一个消息来源——都说他是上一天去世的。
可是上一天,当天晚上阿尔贝蒂娜告诉我,她去看了贝戈特,两人聊的时间挺长,所以她还回来晚了点儿。
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接待客人。
她是由我介绍认识贝戈特的,我已经好久没去看他了,但是因为她满心好奇地要我给她介绍,我就在一年前写了封信给年迈的作家,说想带她去看他。
他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我想心里有点难过,因为我一直不去看他,直到人家要我引荐了,才想到去他家,可见我并没怎么把他放在心上。
这种情形是经常可以看见的:有时候,你恳请一位名人赏脸接待,并不是为了跟他或她重拾叙谈之乐,而是为了某个第三者,于是这位名人断然拒绝,结果弄得我们那位受保护人以为我们说自己多有能耐是在吹牛;更常见的情形是,这位天才或有名的美人勉强同意了,但觉得自己名声受了玷污,情感受了伤害,从此对我们的态度变得淡漠、伤感,还带点儿轻蔑。
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猜出我错怪了报上的报道,因为那一天,阿尔贝蒂娜根本没有去看贝戈特,可是当时我对她语气很自然地说出的那番话,没有起过半点疑心,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她说起谎来可以神态如此从容,技巧如此娴熟。
她叙述的,或者认账的事,听上去还真就是那么回事,让人觉得那是明摆着的事儿——就像我们在无可怀疑的情况下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儿那样——于是,她不时把另一种生活的一些片段,填进了她的生活内容之中,让我当时毫不起疑,要到很久以后才会恍然大悟,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子虚乌有的。
不过,子虚乌有这个说法还是很值得商榷的。
外部世界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真实的,但对每个个人而言,它又是各不相同的。
倘使当时我在外面,感官的证据也许会让我知道,那位女士没有和阿尔贝蒂娜一起散步。
而假如说我知道情况正相反,那也是通过一连串的推理(我们所信任的人说的话,是其中至为重要的环节),而不是靠感官证据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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