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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这一切描绘得惟妙惟肖，甚至还让侯爵像自命不凡的佩里戈乡绅那样戴了顶带翎饰的火枪手便帽。
而且，即使在判断某人的乡籍这类小事情上，德·盖尔芒特夫人也流露出很浓的乡土气息——这正是她的魅力所在——能够说出人家出生在某省某地，从小生长在巴黎的女人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在她从一幅颇有圣西门[8]韵味的肖像画谈到外省风光时，也常会如数家珍地报出安茹、普瓦图、佩里戈这些地名。
咱们再回过来说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发音和语汇吧。
所谓贵族气质，那正是在这方面表现出它们真正的保守性的。
这里的保守二字，是在这个词儿的那种有点稚气，有点危险，那种对一切发展变化都深闭固拒，但同时又对艺术家颇有吸引力的全部含义上来说的。
我颇想知道从前人们是怎样拼写Jean这个名字的。
收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侄儿给我的一封信后，我就明白了这一点，他的签名是——因为他是在哥达[9]受的洗礼，又在那儿颇有名望——Jehan（约翰）·德·维尔巴里西斯，多了一个漂亮而累赘的、纹章学意义上的h，正如我们在祈祷书或彩绘玻璃上看到用朱红或靛青颜色画着的那个令人赞美的字母一样。
可惜我没法坐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听她说话，因为我得尽量赶在阿尔贝蒂娜之前回到家里。
不过，我也只能一点一滴地从德·盖尔芒特夫人那儿获得我所需要的有关衣着的有用的指点，以便让人尽着年轻姑娘合适的范围，给阿尔贝蒂娜裁剪同样款式的衣装。
“比如说，夫人，上回您先在圣德费尔特府上吃晚饭，然后去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邸的时候，穿一身红色的长裙，配一双红鞋子，那真是绝了，看上去就像是一朵嫣红嫣红的花儿，一颗火红透亮的宝石，那是叫什么料子来着？年轻姑娘也能穿吗？”
公爵夫人布满倦意的脸，顿时变得容光焕发了，这种表情正是以前斯万恭维德·洛姆亲王夫人时那位亲王夫人脸上有过的表情；她笑出了眼泪，用一种揶揄、探询、欣喜的眼神瞧着德·布雷奥代先生，那位每逢这种场合必到的先生，此刻从单片眼镜后面漾起一阵笑意，好像是对于在他看来全然由年轻人强自克制住的感官上的狂热所引起的这种理智上的昏乱表示宽容。
公爵夫人的神气则像是在说：“他这是怎么啦？他准是疯了。”
随后，她转过脸来温存地对我说：“我不知道我那天到底是像颗宝石，还是像朵花儿，不过我倒还记得，我是有件红裙子；是用适合那个季节穿的红色绸缎料子做的。
年轻姑娘如果真要穿，也未尝不可，不过您告诉过我，您的那位姑娘晚上从不出门。
可这长裙是晚礼服，平时白天出客是不能穿的。”
最奇怪的是，虽说那个夜晚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可是德·盖尔芒特夫人除了她穿的裙子以外，已经把一桩（我们下面就会看到）她原本该牢记心头的事情都给忘了。
看来，对这些活动家（社交场上的人物都是些小而又小、不足道焉的活动家，但毕竟还是活动家）来说，他们的精神由于始终集中在一小时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之类的问题上，因而几乎无法再在记忆中存储多少内容了。
比如说，常有这样的情况，当有人对德·诺布瓦先生提起他前不久预言要跟德国签订和约，结果却并无此事的这个茬儿时，他就会说出下面一大通话来，而其用意倒也并非转移目标或为自己开脱：“您准是听错了，我根本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再说这话也不像是我说的，因为在这种谈话中，我总是出言非常谨慎的，对于那种往往只是出于一时冲动，最终通常会酿成暴力行为的所谓惊人之举，我是不可能去预言它会成功的。
毫无疑问，在相当长久的未来，法德两国关系将会变得密切起来，这对两国都有好处，在这笔交易中间，我想法国也是不会吃亏的，可是这个看法我还从没说过，因为我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如果您要问我对跟当年的老对头正儿八经地结盟做何看法，我的回答是那将是一步败招儿，我们会因此蒙受重大的损失。”
德·诺布瓦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在说谎，他只不过是太健忘了而已。
再说，凡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凡是你通过模仿而得到，或者由于旁人的怂恿而接受的东西，忘记起来总是特别快的。
它们会起变化，而我们的记忆也会随之改变。
比起外交官来，那些政客就是有过之无不及了，他们对自己在某个场合所持的观点可以忘记得干干净净，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出尔反尔，并非有什么野心勃勃的目的，而确实只是健忘所致。
至于社交场上的人物，他们向来就记不住什么东西。
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肯定说，她穿红裙子的那天晚上，她不记得德·肖斯比埃尔夫人也在场，一定是我弄错了。
可是，天晓得从此以后，公爵，甚至公爵夫人的脑子里是不是整天尽想着肖斯比埃尔夫妇呢!事情是这样的。
骑师俱乐部的主席去世后，德·盖尔芒特先生是资格最老的副主席。
俱乐部里有一批人，他们本人没有多少身家，却以对不请他们吃饭的人投反对票为唯一的乐趣，这时他们结成一伙来反对德·盖尔芒特公爵了，公爵本人则自以为稳操胜券，而且又并不怎么把这个相对于他的社会地位来说几乎无足轻重的主席位置看在眼里，所以按兵不动。
那伙人到处放风，说公爵夫人是德雷福斯派（德雷福斯案件早已结案了，不过即使过二十年以后人们还会提起它，何况当时才不过是两年以后），接待过罗斯切尔德，还说人们长期以来太让像德·盖尔芒特公爵这样有一半德国血统的半外国佬的权贵占便宜了。
这伙人处于很有利的地位，因为俱乐部的其他成员也对这些过于显眼的角色妒火中烧，对他们的巨大家产恨得牙痒痒的。
肖斯比埃尔的家产不可谓不大，却没使人感到不快：他从不乱花一个子儿，夫妻俩住一套简朴的公寓，做妻子的穿黑呢衣服出门。
肖斯比埃尔夫人酷爱音乐，常在家里举办一些小型音乐会，邀请的女歌手远比盖尔芒特府上要多。
可是平时谁也想不到提起这些音乐会，因为参加的人连清凉饮料也喝不到一杯，而且做丈夫的也不到场，整个演出是在椅子街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进行的。
在歌剧院里，德·肖斯比埃尔夫人来去从不引人注目，和她在一起的人并非等闲之辈，他们的名字会使人想起查理十世近臣中那些最极端的保皇党人，但是他们都很谦逊，从不招摇。
到了选举那天，出乎众人的意料，显赫不可一世的居然败了北，灰溜溜不起眼的却得了胜，第二副主席肖斯比埃尔当选骑师俱乐部主席，德·盖尔芒特公爵却名落孙山，也就是说，跌在了第一副主席的位置上没能爬上去。
当然，当个俱乐部主席对于像盖尔芒特夫妇这样权势炙手可热的显贵来说，本来是算不了什么的。
可是明明该是他的缺却没能顶上的这个主席位置，眼看着让一个叫肖斯比埃尔的家伙捞了去，这却让公爵感到难堪，要知道，这家伙的老婆，奥丽阿娜在两年前非但不屑于去跟她打招呼，而且对这个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三等货色居然敢跟自己打招呼都觉得愤愤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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