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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固然需要天才，或今人所说的灵感。
然自太白以来，天才或灵感不下于太白者，以中国之广，人才之众，未必绝无其人，而终无继响者，其故当不止于天才也。
至少尚有两个原因：从主观视之，个性突出，难于相似；从客观视之，时代不同，不容相似。
浪漫主义之表现，最见个性，而太白之个性乃诸多矛盾之集合体，自我意识又特强，故其诗多以“我”
字起句，突兀缥缈，如“我随秋风来”
、“我家敬亭下”
、“我觉秋兴逸”
、“我昔钓白龙”
、“我有万古宅”
、“我有紫霞想”
、“我昔东海上”
、“我本楚狂人”
、“我来竟何事”
、“我浮黄河去京阙”
、“我吟谢脁诗上语”
之类，皆表现出强烈主体意识，体现出鲜明个性。
古来个性突出的诗人，其所表现出来的诗歌风格，即便有仿效者，亦难得有相似者。
太白之个性是时代所铸造的，其所处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儒释道三教合流，且各并行不悖，思想界较为活跃，不同于汉之统一于儒术，亦不同于宋之统一于理学。
思想界之宽松，有利于诗人个性之发挥，主观之表现。
惟其如此，太白策士之风才可以形之于诗，岂止平交王侯，甚至敢于指斥君主。
宋以后，读李诗者多非其不守君臣之制，思想过于狂放，或以为其诗“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
（《胡无人》），是对汉高祖不敬；或以为其诗“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
（《猛虎行》），写安史之乱，是狂诞，有高视禄山之意；或以为其诗“我王楼船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永王东巡歌》），是用事非伦，不无觊僭之心。
在儒教礼制的社会里，太白的思想性格是很难被理解的，而他性格之中，也的确带点叛逆精神。
他那“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
（《书情赠蔡舍人雄》）的诗句，岂但无复温柔敦厚，简直是责斥唐明皇，已然超越怨刺范围，倘要治之以文字狱，实不为冤枉。
然而盛唐之世毕竟仍有大国之风，仍有雍容气度，并未发生像苏东坡“乌台诗案”
那样的文祸，更何况有甚于“乌台诗案”
那样的冤狱。
故后世虽有诗人才似太白，以其处于衰飒的时代，思想之统制，自不敢学，亦不能学太白之诗也。
但愿二十一世纪，能有如太白奇之又奇的伟大诗人问世，那将是时代的骄子，也是时代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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