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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充满了关于经济、宗教和科学问题的争论，卡莱尔、罗斯金、阿诺德，甚至连小说家在内的领军人物都参与了冲突，或者感受到了冲突。
有一些不是文人的争论者或者解释者，创作出了很不错的英国文学作品，文体和主题都不限。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过时了，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使19世纪的许多经济理论成为废纸。
但穆勒的书可以作为说明文的典范。
考虑到最近的妇女解放，他那本《女性的屈从地位》已经不合时宜了。
不过他的关于“自由”
的文章依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新鲜和中肯。
约翰·亨利·纽曼是天主教会中新教徒和罗马教会争论中的主要人物，这一争论在19世纪中叶活跃了英国所有知识分子的生活，具有历史意义。
纽曼的著述，即使对他的见解漠不关心或者敌视的人来说，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他的《生命之歌》是一部充满魅力的知识分子自传，文风完美无瑕，既简单又微妙。
尽管他精力充沛的头脑主要是为了满足实践需求，但他还是一个艺术家。
他也是一位教师，写过《大学的理念》，其中那篇略带幽默的章节讨论的主题是英语作文应该掌握在每一位教师和每一个试图学习写作的人手中。
另一位思想家从实践出发，使文学为己所用，他就是查尔斯·达尔文。
评论《物种起源》和《人类起源及性选择》的科学价值并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生物学家。
我们知道达尔文选择了一种完全适合他的风格，而且无论进化论在未来的走向如何，他的文学力量都赋予了他的作品不朽的魔力。
另外，达尔文的朋友、进化论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因为不懂写作的艺术，而在文学中面临着被读者遗忘的危险。
如果没有确切的定义，我们只是尽可能地去理解或者推测，那么，这两位有权势的朋友观点是一致的，唯一的不同是一位会写作，另一位不会写作。
我们由此进一步了解了文学到底是什么。
在19世纪的所有科学家中，最能为自己代言的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他是一位专业的生物学家，是该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
他的杂文和演讲使他在文学中立足，不过他的灵感来自科学自由和正统权威不断的辩论。
他的作品不仅是技术性的讨论，而且是对自由调查权和自在追求真理的辩解。
《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天演论》都是同类典范，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读者也能够清楚这一点，而且这些书对公众舆论有着巨大的影响。
赫胥黎唯一缺乏的是马修·阿诺德和纽曼的优雅风度。
在赫胥黎的著作中，缺少这种特点也许是一种不足，但并不能表明他不公正和不讲礼仪。
他面向听众，讲述自己的论题时，有一种直接而强烈的活力和把握主题的清醒，这是科学和文学的完美结合。
散文领域迎来了非常优秀的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我们谈过他的小说），还有沃尔特·佩特。
佩特的作品并不多，但很精致，每一部作品都值得细细品味。
他的《欣赏集》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尤其那几篇关于兰姆、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文章。
在他去世后，英国那些试图写批评文章的年轻人中，有一半立场鲜明地成了佩特的追随者，而不是阿诺德的追随者。
对于那些年轻人和其他人来说，未来如何，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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