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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和审美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开心地放弃整本《古兰经》，改而阅读收集了数十个精彩故事的《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
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可能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价值观。
《一千零一夜》最早是在18世纪被翻译成法语传入欧洲的，随后大受欢迎，从一个国家流传到另一个国家。
在欧洲，阿拉丁与神灯、水手辛巴达、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一样，是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还有，巴格达的善良教主哈伦赖世德——无论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如何——是小说中的伟大君主之一。
毫无疑问，充满神话和魔法的故事拥有迷倒全世界的魔力。
书里还收集了其他角色的多种多样的故事，尽管它们不一定都符合现代的审美，但仍然充满了朴实而巧妙的趣味。
那些古代故事家们更喜欢奇谈和冒险，而不是角色本身，但他们也塑造过一些幽默的角色，比如唠叨的剃头匠艾尔·萨梅特，就足以在任何喜剧小说里独挑大梁。
在西方读者眼中——阿拉伯文学研究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一千零一夜》中的许多故事汇聚在一起，成为波斯、埃及、印度等东方民族日常生活的写照。
在西方留下最广泛、最强烈印象的东方诗歌来自波斯。
这也正常，因为，就连东亚的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其他民族也认可波斯诗歌的霸主地位，它对欧洲从事翻译的艺术家和学者都具有吸引力。
在繁多的东方诗歌中，英语读者最熟悉的波斯诗歌也许是奥马尔·海亚姆的《鲁拜集》，而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译本是一本英语经典——关于这一点我们暂且留到后面介绍19世纪英国诗歌的时候再说。
10世纪，波斯有一位卓越的史诗诗人，他名叫费尔杜西。
他创作了《王书》，意思是“诸王之书”
，从波斯最早的历史一直记录到当时。
那可真是一部鸿篇巨制，据说其中有很多精彩情节和奇文瑰句，可惜没有现成易读的英译本。
《王书》有一点与世界上的其他英雄史诗不同：是唯一——除了葡萄牙诗人贾梅士的《葡国魂》——在作者生前就已经被认为是民族史诗的作品。
马修·阿诺德以这部诗作——是原文而非英译文——其中的一个篇章为主题，创作了诗歌《苏赫拉布与鲁斯塔姆》，其中流露更多的是理性思考，而不是感情抒发。
史诗的价值在于记录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传说，不一定要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但必须拥有世界级的水平，才能够既在自己的国家成为经典，又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相比史诗，诗歌的结构更加轻巧灵动，更容易被引用，因此流传得更广。
在波斯诗人当中，除了已经被全部翻译和整理过的奥马尔的作品，还有两位诗人的作品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萨迪和哈菲兹。
萨迪最著名的诗集是《果园》和《玫瑰园》，均有英译本。
它们的主题是对哲学和道德的讨论与谏言，不会深奥到乏味的程度，但足够尖锐，透过英译本都能感受到其锋芒。
爱德温·阿诺德深厚的文学功底使他翻译的部分《玫瑰园》大放光彩，使萨迪成为英语读者熟悉的诗人。
哈菲兹是萨迪的女婿。
他不像岳父那么品德高尚，风格更偏向于奥马尔，甚至更活泼。
他热爱酒、女人、诗歌和大自然，也不像奥马尔那样略带忧郁和悲观，更能享受人生的乐趣——至少有时候是的。
在本章结束前，我再说一次：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建立至少三千年（18）、高度发展的文明来说，只花三分钟草草浏览，是一种违背时代精神的荒唐行为。
赫伯特·翟理斯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学史》中，把我们的猜测继续往前推演，一直回到比公元前550年左右出生的孔子还要早许多个世纪的古代。
可惜，那时候的古人写下的作品，无论多么睿智和优美，都未能对欧洲的思想产生多少影响。
事实上，欧洲一直对它们毫不知情，直到现代学者开始去调查、翻译。
中国的思想当中，无疑会有很多能与我们产生共鸣的精髓，但我们未能进一步去了解它。
这也许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北京的市民啊，请微笑着容忍我们的无知吧，也许，你还可以用翟理斯教授那本著作的结语教导我们：“没有错误，何来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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