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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是根本没有的。
……总而言之，我只有一个愿望，通过一个身体强壮的男人和一个没有得到满足的女人，研究他们的兽性，甚至仅仅研究他们的兽性。
……我仅在两个活人身上，做了外科医生在死尸身上所做的分析工作。”
这篇“序言”
（1868）乃是左拉最早的自然主义理论宣言。
小试牛刀，初尝大捷。
左拉独辟蹊径的两部新作引起文坛震动，同时也招致攻击。
他不为所动，继续沿着新辟的道路进发。
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左拉开始构思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一套既有连续性又各自独立的大型作品，这就是《卢贡-马卡尔家族》（1871—1893）。
从1868年着手写家族史小说的第一部《卢贡家的发迹》，到1880年，左拉共完成9部小说的创作，其中第七部《小酒店》（1877）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他因此得以摆脱了长期的经济窘困，买下巴黎远郊的梅塘别墅；第九部《娜娜》（1880）更是轰动一时。
1882年起，《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写作以几近每年一部的速度进行，至1893年《巴斯加医生》脱稿，这套历时25载、由20部长篇小说构成的皇皇巨著终告完成。
《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副标题是“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
。
所谓“自然史”
，即谓作品乃是“对一个家族血缘遗传与命定性的科学研究”
。
[1]这样的立意，对文本的效应有二。
首先，作为结构枢纽，以一个家族的血缘延续使整套作品保持连续性；其次，提供生理遗传之历时性研究的对象。
左拉认为，小说家是人的情欲的知识的法官，情欲有其内在决定因素。
卢贡-马卡尔家族许多成员特异的情欲，导源于家族的病理遗传。
小说写了家族五代人（重点是第三、四代）的命运。
第一代祖宗阿黛拉薏德·福格患有癫狂症和**症，先是嫁给神经正常的园丁卢贡为妻，生一子；丧夫后与神经不健全、酗酒成性的私货贩子马卡尔姘居，生一子一女。
卢贡一支，后代多数健康正常，不少人挤进了社会上层；马卡尔一支，后代大多有程度不同的精神疾病或酗酒倾向，多数人沦入社会底层。
左拉的科学主义认识论决定了他把生物性当作观照人与社会的基本角度，也就是说，生物性是他描写人与社会的前提。
《娜娜》和《家常事》（1882）从性本能的角度展示贵族与资产者的道德沦丧；《小酒店》把劳动者的堕落归因为酒精中毒；《人兽》（1890）主人公因家族遗传而成为嗜杀狂；《萌芽》（1885）的反抗斗争导源于阶级的生存竞争；《崩溃》（1892）中的战争带有生物界那种盲目地互相残杀的意味。
总之，左拉在这套小说中“要展示的就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怎样互相联系、互相争斗，并形成一个具有生物性联系的社会，这个社会又怎样制约这些人。”
[2]显然，“自然史”
的研究是“社会史”
研究的起点和贯穿始终的主线。
所谓“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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