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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飞鸿纹银匙
饮茶器
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通高117毫米，重149.5克，钣金成型、纹饰鎏金，为直口、深腹、平底、圈足、有盖。
调达子是专供调茶和饮茶之用，这次出土是迄今见到的最早的点茶[5]器之一。
鎏金十字折技团花纹小银碟
素面琉璃茶盏茶托
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通体呈淡黄色，有光亮透明感。
茶盏侈口，腹壁斜收，茶托口径大于茶盏，呈盘状，高圈足。
这是一套供人饮茶的器具，造型原始、简朴，质料微显混浊模糊，属唐代地道的中国式茶具制品，由此可见，中国的琉璃茶具在唐代已经启用。
除此之外，法门寺地宫中还出土了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等一系列秘色瓷器。
这套瓷器色泽青莹柔和，造型古朴典雅，初步认定为茶具中的点茶器。
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对饮茶器皿的质地色泽进行了评述：
碗，越州上，鼎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
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
若邢瓷类银，（则）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红（绿）白色。
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红，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从陆羽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唐代饮茶以及茶道对“色香味”
的讲究和境界。
茶道的最高境界则是首先在于茶叶汤色的自然本色——绿色，而能昭显茶叶这一自然之美的瓷器即为上品。
当时越州窑烧制的青瓷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釉彩纹色更是千变万化，姿态纷呈，若作为茶具则的确有美不胜言之境，也难怪唐代诗人发出了“越瓯犀液发香茶”
的赞叹。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整套宫廷系列茶具的非凡魅力，形象地再现了已经逝去的久远年代里人类的精神历程，人们通过这套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而且茶史典籍未做记载的晚唐宫廷茶具，不仅可以了解那个时期的历史及宫廷生活的印痕，而且还看到了以感性形态存在于其中的人的本质力量，从而产生了一种很高层次的审美愉悦。
这套茶具除质地高贵、造型精巧、纹饰流动等艺术特色之外，和其他出土的物件相比最为不同也最具独到之处的特点，则是整体和个体组成的阴柔之美。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当历史年轮行进到晚唐时期，昔日那种奋发昂扬、激越豪迈的精神和美学追求已不复存在，那种“枞金伐鼓下榆关”
的豪迈气势，那种“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的壮美境界，已经一去不返。
时代的剧变，带来了精神家园的迁徙，人们在精神领域转向了新的思想追求，阴柔就成为时代转折期的一种新的美学标志与追求，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正是这一美学思想和特色的体现。
无论是贮茶饼的笼子，碾罗茶面的碾子、罗子，贮茶面的盒子，盛盐、椒的盐台，或是饮茶用的调达子、琉璃茶托、茶盏及佐食用的秘瓷盘等，均精巧玲珑，飘逸轻盈。
整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互相匹配协调，那婉转飞动的纹饰，那色彩绚丽的机体，无不折射出一种自身特有的动人心魄的阴柔之美，而在这种美的意境深处，又包含着黄老哲学中那无为的思想底蕴，这种思想也正是晚唐政治背景的映照，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的政治挽歌。
地宫出土茶具纹饰白描图
多少年来，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唐代茶文化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由于缺乏实质性文物的参考，人们对整个唐代茶文化的研究又大多集中在陆羽和寺院茶道的层面上。
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唐代茶文化、唐代茶道集中体现在陆羽《茶经》之中，因而在评价、阐述唐代茶文化现象时，又多以《茶经》为评判标准，同时也以《茶经》为唐代文化研究的重点。
毋庸置疑，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描述茶的专著，《茶经》在茶文化中有着其他著述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作者本身的地位、所处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也决定了其著作不可能全面总结、反映唐代茶文化的全貌。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系列茶具，是陆羽及其同时代的人所未曾见到的。
而今天的茶文化界，由于缺乏资料和实据，对唐代宫廷茶道及宫廷文化一直缺乏深层的了解和研究，甚至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是一项空白。
法门寺地宫宫廷系列茶具的出土，给了今天的人们认识唐代宫廷茶道和以此为代表的唐代茶文化的一个绝好时机，从而可以改变茶文化研究一直停留在一个单一的层面和缺乏从一个时代历史文化背景和一个民族文化大背景下把握茶文化的全面认识。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系列茶具，为我们勾勒出了唐代宫廷茶道的鲜明轮廓和辉煌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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