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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从利于古代文化遗产的更为妥善保护和更加有效的开发利用考虑，对于内涵异常丰富的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古遗址、古墓葬，挖一个就会少一个，因而，早发现比晚发现要好，晚发掘比早发掘会更好些，一切急功近利，从单纯“挖宝”
目的出发的发掘，都应该坚决地受到严厉制止。
这样，才会给后代人的考古研究留有更广阔的空间和发挥余地。
我与王?从相识到永诀历时40个春秋，情谊不可谓不深，他为事业的献身精神堪称楷模，从马王堆考古可见一斑。
王?去世的前些天，曾对我讲过，他的肾功能衰竭还是1966—1967年我们去山西大同清理“万人坑”
时，由于配制冲洗胶片药液中毒而起。
最后几年他的病情加重，浑身痛楚，四肢乏力，靠了一条带子才能勉强从**坐起。
在这种情况下，王?坚持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版的撰写工作，并指导了许多省市文博单位的文物保护工作。
“生是劳作，死是休息”
的信念，支配他把创造性的劳动当作了生活的第一要素。
同时，王?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实在还与他的贤内助胡曜云女士无怨无悔的支持分不开，胡女士把几乎全部家务劳动和教养一双儿女的重任担负下来。
直至王?去世前一年的1996年，这位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才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住房困难，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在一套单元楼内，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他的只知奉献不图索取的高尚品质。
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饿肚子坚持工作，他把从嘴里省下来的口粮送给其他的年轻同志；有的同事母亲生病卧床不起，生了褥疮，他去帮助清洗，悉心照料，如同侍奉自己的亲人一般。
他由于经常看病，服药，经济上颇为拮据，生活非常清苦，却同我商量把1995年香港出版的《山西煤矿万人坑发掘纪事》一书的一万元港币稿费，捐赠给了大同煤矿展览馆。
从这些事情上也反映出他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可贵人品。
他小时候只读过几年书，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坚持自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和多项技能，成全了他的拳拳报国之心。
王?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保护技术和古代服饰史研究专家。
他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身份入朝，在某部文工团工作，1958年转业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技术室副主任，在夏鼐先生指导下从事考古技术与古代丝织品的保护与研究。
在诸如马王堆汉墓大量丝织衣物的保护和彩绘帛画的成功提取，以及后来对江陵马山楚墓和扶风唐代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珍贵丝织衣物的妥善保护，广州南越王墓中高度炭化丝织物难度极大的加固展开等多项工作中，做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绩。
此外，他还主持考察过云南少数民族的原始制陶工艺，并拍成七部《制陶技术演进》纪录短片，为研究我国古代传统工艺保留下十分宝贵的资料。
1984年，王?调至历史研究所任古代服饰研究室主任，1991年被推选为中国博物馆学会古代服饰研究会名誉会长。
王?曾发表多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如《八角星文与史前织机》一文，通过考证，把我国古代织机的历史上溯至距今7000年前。
结合广州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的印花铜板及相关文物，通过科学的模拟实验，发表了《马王堆丝织物印花》《中国古代绞缬工艺》《朱染》等文，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印染工艺，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
1988—1989年，王?奉命去英国伦敦，夜以继日地拍摄早年被劫掠的数千件敦煌发现的汉文文献，为编辑出版的十巨册《英藏敦煌文献》提供了大量胶片。
王?晚年最大的遗憾是体质虚弱、病魔缠身、力不从心，极大地限制了自己才智的发挥，他常深表遗憾地对人说：“我现在（条件）都有了，面对丰盛的宴席，只是没有牙了。”
对一切矢志报国的人来说，这话是一面镜子。
1997年冬于北京东大桥
2010年11月再次修订
【简介】白荣金，蒙古族，1935年生于北京，1956年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同时接受夏鼐、裴文中、苏秉琦等学术大家的考古学系统基础培训，先后任技术员、副研究员等职。
参加马王堆汉墓、南越王墓、秦始皇陵铠甲坑等多处大型墓葬、遗址的发掘和研究，特别对出土玉衣、铠甲、镏金、错金银等传统工艺的修复有较深的研究与成功实验。
曾受聘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主讲文物修复与复制课程，应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之邀对馆藏早年长沙出土的帛书进行考察和修复技术研讨。
有大型学术著作《甲胄复原》（合著）出版，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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