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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再回到发掘现场。
事实上,对于王振江的精湛表演,并不是所有在场的专家都给予喝彩,仍有少数专家对此表示不屑一顾,而仍在各显神通地争相提取器物。
当大多数器物被提取之后,抵牾的焦点便落在了本次发掘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边箱一个编为57号的漆奁中。
这个漆奁长达60.2厘米,通体黑素无纹饰,原夹杂在一些漆器中间,从外部形状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
当把这个漆奁打开后,里面铺盖着一件丝织品,将丝织品揭去,露出了由五个空格组成的空间。
在其中一个空格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卷竹简,从外观上看,其数量少于此前在西边箱发现的竹简,但散乱的程度几乎相似。
由于漆奁较西边箱狭小了许多,提取更加困难。
鉴于王振江此前在西边箱提取竹简时的高超技术,这两卷竹简的提取,看来还是非他莫属。
王振江蹲在漆奁边看了看,见这两卷竹简虽然散乱不堪,但整体关系尚能分辨,从竹简中松散的丝绳看,这应是两卷完整的竹书。
众所周知,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但造纸术的发明是产生于东汉时期的事情。
据说是一个叫蔡伦的太监发明的。
但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程学华在西安灞桥一座西汉的墓葬中,发现了较为粗糙的像麻布和类似纤维制成的纸,从而推翻了蔡伦造纸的说法,并把纸的制造和使用推前了200余年。
尽管灞桥纸的发现轰动了考古界和科技界,但从所发现的纸的质量来看,似只是一种雏形,还很难普遍应用,而真正的普遍应用至少在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
既然如此,在这之前人们如何用文字记事呢?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早在殷代,已经有著名的刻在甲骨上的记载,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传播文化的主要是竹、帛。
竹指的是把竹子削成片,用来写字,这便是所谓的竹简。
这种方法的应用,据考证至迟在西周就开始了,到春秋时已十分普遍。
如在墨子的书里,就不止一次提到“著于竹帛”
。
要写成一篇文章或一部书,通常要用许多支竹简。
为了不致散乱,也为了阅读的方便,当文章或书写成之后,就要用丝绳或者皮带,按文字的先后次序将竹简编辑起来。
这种编就的竹简就称为“韦编”
。
竹简被编成卷后,称为竹书。
由于竹简容字少,体积大,所以书写、阅读、携带都不方便。
如传闻孔子在阅读《周易》时,曾先后将用牛皮丝带编成的竹书,翻断过三次。
据说当年的秦始皇每天批阅的简牍公文,以一石(520秦斤,约合现代50多斤)为度。
西汉时,著名的滑稽书生东方朔,曾写过一篇奏章给汉武帝,共用竹简3000支,由两位大汉才抬进宫去。
竹书的笨拙与沉重可见一斑。
此时,王振江所见到的两卷带有丝绳的竹简,应是竹书无疑。
不过没有东方朔弄的那卷书庞大。
看上去也就是一二百支的样子。
由于年久日深,只看到竹简上有密密麻麻的墨书点,书写文字一时无法详细分辨出来。
三号墓发掘人员打开存放帛书的黑色长方形漆奁
王振江对着竹简观察了一阵,感到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内,显然不宜再用在西边箱提取竹简时,中间填棉花,外部刷石膏浆制成“蛋壳”
的老法。
必须采取新的提取方法。
想到这里,他将自己的老搭档白荣金叫过来,面对竹简共同观察、分析和探讨,终于想出了一个既简单又保险的方法。
正在王振江、白荣金两人准备工具的同时,有的专家认为王、白两人已是黔驴技穷,很难想出巧妙的方法予以提取,便主张干脆将漆奁搬出倒扣过来,这样如同竹筒倒豆子,里边的器物全部可以一次性倒出来,免得许多麻烦。
这个主张自然遭到了王、白两人和大多数专家的反对,王振江当场表示:“我们已经想出了提取方法,现在便可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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