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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多星”
王振江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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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三号墓的椁室打开之后，夏鼐大师看到边箱中的文物有的已经腐朽变质，有的凌乱不堪，做到保持原状地提取已是极其困难。
而此时三号墓的发掘，由于采取“大兵团作战”
的战略战术，发掘领导小组的领导，已很难对整体给予控制和调遣。
云集长沙的各路专家，谁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办法，谁也不想听谁的指挥和调遣，谁都想亲手提取文物，过一把第一个发现者的瘾。
整个发掘现场就是在一种热闹与相互抵牾中，使一些不该损坏的文物竟在提取中遭到了损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鉴于此情，夏鼐大师向发掘领导小组建议，再次强调加强统一指挥和统一领导，所有专家都要听从考古组安排的同时，又让王?要通北京的长途电话，让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文物修复组组长王振江火速赶赴长沙，协助现有人员提取墓中的文物，准备解决即将遇到的特大困难。
当然，夏鼐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此议，心中还有一个未能说出的想法，这就是让王振江到来后，同白荣金和王?密切协作，尽可能地在发掘现场发挥考古所的作用，也好证实强将手下无弱兵的这句古训。
事实上，当时中科院考古所的整体实力，在国内外是公认的，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在技术上，都堪称国内最顶尖的一支队伍。
而后来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这支队伍江河日下，跌于低谷，甚至无法跟地方队抗衡。
这个令人深思的话题，暂且不提。
只说王振江接到电话，自是不敢怠慢，立即乘坐火车赶赴长沙，然后进入发掘现场。
王振江在家中向作者讲述当年发掘马王堆三号墓提取器物的故事（作者摄）
此时的王振江尽管只有43岁，但已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从事了22年的修复工作。
当年仅21岁的他于1951年进入考古所后，便开始跟随著名考古、修复专家白万玉学习考古技术和出土器物的修复。
而白万玉年轻时代是跟随大名鼎鼎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西北从事考古发掘，并得到安特生田野考古学和文物修复技术上的真传。
尤其在文物修复方面，白万玉具有中西合璧的丰富经验和非凡造诣。
王振江正是在这样一位导师的指导下，与伙伴白荣金一道开始了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的生涯。
据白荣金后来对圈外人士称，王振江此人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头脑灵活，喜欢钻研，在文物修复技术上多有创造，而对于出土文物的起取更是拿手好戏，堪称一绝，大有令人高山仰止之感。
早在1962年，王振江受考古所的派遣，单独到湖北郧县协助湖北省考古发掘队调查、发掘战国墓。
也就是这次湖北之行，他了解到湖北省考古队于几年前在郧县一个偏僻的乡村发掘了一个战国时期墓葬，墓葬棺椁尚存，里边有一个呈跪状的骨架半埋在土中。
当时的考古队人员对如何将这副骨架完整地提取出来毫无办法，若将棺椁连同里边的人骨一起用车拉到县城博物馆，一是道路难行，再是这棺椁有几千斤重，要想拉走又谈何容易？在万般无奈中，考古队只好决定暂且封存，待有机会遇到高手再行解决。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振江来了。
当王振江听了考古队人员的叙说后，经过一番琢磨，决定亲自做个示范，将人骨架完好如初地运回博物馆。
于是，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他和一名助手用地板车拉了50斤石膏和一堆稻草，来到了墓葬所在的那个乡村原野。
在墓葬的棺椁前，王振江对跪着的人骨架做了测量和察看后，到附近乡村找工具做了一个箱框，将骨架套在其中，用稻草一点点地填入人骨架的上下左右和中间的空隙部位，待填实后，将石膏和成浆，然后倒入稻草和人骨之上，封上箱盖。
待石膏浆凝固之后，将下面四周掏空，然后轻轻一撬，人骨即在石膏及木箱的护围中原封不动地脱离了棺椁和棺下的泥土，之后再加上底板，原来看上去是连在一起有几千斤的庞然大物，一下子减轻到只有200多斤。
用石膏包裹的骨架被轻易地搬上地板车，两人拉着向县城走去。
如果单凭这一点，似乎还显不出王振江特殊的心智和本领。
当地板车在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上行走时，突然滑入沟中，地板车的车轴断裂，板车连同人骨一同翻转过来。
当王振江换了板车重新将躺在沟中的那箱石膏包裹的人骨拉回县城后，将石膏慢慢剥下，发现人骨架依然是墓中出土时的姿势。
自此，用稻草和石膏浆固定零散或将要零散的器物，成为他考古修复生涯中最为得意的方法之一。
如果说湖北郧县人骨架的固定与剥离的成功，是王振江出道以来的牛刀小试，那么，他在1965年山西侯马发掘战国墓葬中就大显身手了。
就在这个曾因发现春秋晚期的盟誓遗址和盟书而轰动世界的著名考古发现中，几乎在墓葬中所有出土的人骨架，他都是采取湖北郧县农村墓葬中的办法，用稻草和石膏浆凝固后，轻而易举地提取并运回博物馆的。
当然，使王振江声名大振的则是1978年起在山西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早期墓地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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