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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方式远比史学来得自由，所以不能无条件地据此进行论证。
这场辩论的结果，也许无法“定于一”
，但多一种认识就多开辟一条解读的渠道，对学术研究终究是有所裨益的。
我更加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诗人咏歌与史书记载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现象。
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加有趣、也值得深思的研究课题。
这里有三个因素：一是诗人咏歌与史书记载所据史实的来源渠道不尽一致。
史书记载来源于官方的正式文件，包括史官记载的种种资料；而诗人记载的则是当地——有的还在当时，如杜甫、李益等——口耳相传的传说，也不排除军中将士、当地民众等某些亲历者的见闻；二是出于“为尊者讳”
和其他某种考虑，官方史料存在着规范化、统一性、选择性地事后精心加工的特点；而诗人所听到的，当是杂沓的、错乱的“言人人殊”
的信息，同样存在着整理、加工的成分；三是就史料的严谨性、规整性来说，或者就对待史料的态度来说，正史有特殊的品格，因为史家强调“无征不信”
；而诗人则相对情感化一些，不可能、也不要求他们必须“出言有据”
。
职是之故，把诗人列为承辩者的一方，是完全必要的、正当的。
四
如果说，第一场辩论的三方都是诗人；第二场辩论的双方是诗人与史家；那么第三场辩论则是民间口头传播者及当代某些学者为一方，古代的史官与史家为一方。
这场辩论的主题是：“马嵬坡之变”
中杨贵妃究竟死没死？如果没有死，那么她的下落何在？
史家认为，杨贵妃之死是凿凿有据的。
《资治通鉴·唐纪》中专门记载了这样一段：唐玄宗下令把贵妃尸体抬到驿站庭院，召唤陈玄礼等将领进去察看。
陈玄礼看过后，叩头请求宽恕，唐玄宗慰劳嘉勉，命他们向士卒解释。
说明杨贵妃确实死了，并经陈玄礼等人确认。
这还有疑问吗？
可是民间传说认为，那场动乱中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辗转流落到了民间。
这种观点在史学界根本未予置信，甚至连考证与驳辩的兴趣也没有。
他们分析认为，持“未死论”
者大约出现在晚唐至元明之间，一些民间文学口头传播者，出于善良的愿望，觉得这样美丽的妃子不该死去。
他们虽然同属底层人物，但与当事的造反军民不同，对于唐玄宗的**逸、杨贵妃的骄奢没有切肤之痛，已经脱离了愤怒，对这位“牺牲品”
“替罪羊”
抱有同情与怀念。
但出乎意料的是，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在《长恨歌的质疑》和《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等文章中明确指出，杨贵妃辗转到了日本定居。
经过对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的考证，俞平伯得出了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的结论。
归纳起来，论据大致有三：一是《长恨歌》中写杨贵妃马嵬之死闪闪烁烁，证明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
而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
，则正史所载“赐死”
之诏旨，当时绝不会有；二是据陈鸿《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
，显然，贵妃已被使者牵去，藏匿到远地了；三是《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可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
，竟连尸骨都找不到，进一步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
当代学者王菡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杨贵妃之死，很成为前些时间的热门话题，而在数十年前，俞平伯就曾根据《长恨歌》及《长恨歌传》提出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坡的观点，周作人自日本朋友处知道日本山口县有杨贵妃墓，及有关杨贵妃在日本的一些传说，便写信告知俞平伯先生。
俞平伯复信中曰：“传说虽异，证据亦足为鄙说张目，闻之欣然。
不知能否由日本友人处复得较详尽之记叙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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