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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凭的是富，我行的是仁；他们倚仗的是爵位，我抱持的是仁义。
我为何会觉得欠缺什么？”
随之，孟子阐明：“天下尊贵者有三：爵位、年齿、德行。
在朝廷上，先论爵位；在乡里中，先论年齿；至于辅佐君王，当以德行为上。
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不能召唤的大臣，遇有要事请教，应该亲自前去，以彰显其尊德敬贤之诚。”
孟子清高自持，刚正不阿。
齐国大夫公行子家里办丧事，右师（齐之贵臣，六卿之长）王驩往吊，一进门，就有人趋前与之交谈，入座后，还有人跑到他的旁边献殷勤。
孟子当时也在场，与王驩原本相识，却“独不与驩言”
。
右师不悦，怪他有意简慢。
孟子知道了，说：“《礼》云：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
我是依礼而行。”
齐王馈赠孟子百镒上好的黄金，孟子拒绝接受。
弟子陈臻不解，孟子答曰：“这笔钱送得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送钱，等于用贿赂收买我。
哪里有可以拿钱收买的君子呢？”
二
孟子这样做，不只是维护一己的身份与尊严，而是代表了士这一阶层的群体自觉，体现着士的主体性。
当代著名学者牟钟鉴认为，孟子最大的贡献是确立士人的独立品格，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升华了士人的精神境界，为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确立了一种较高的标准。
在知识分子的操守、气节方面，孟子的影响似乎比先师孔子更大一些。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竞起，列国纷争，为实现富强，完成霸业，不仅需要武力，还迫切需求智力的支撑，所谓“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
。
这样，诸侯之间便竞相“养士”
，为士的活跃与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也形成了激烈的竞争，许多士人都趋之若鹜。
士，作为道义的承担者、文化的传承者，以才智用世；但是士本身却并不具备施政的权势，若要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是以丧失思想独立性、心灵自由度为代价的。
许多士人为富贵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
（荀子语）。
与此相对应，孟子适时而有针对性地倡导并坚守了一种以仁义为旨归的士君子文化。
所谓士君子，也就是士阶层中那类重节操、讲道义、有风骨的优秀分子。
孟子像先师孔子一样，十分厌恶“乡原”
，将这类八面玲珑、四方讨好、不讲是非原则的欺世盗名之辈斥为“阉然媚于世也者”
。
他要求士人“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当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时，要“舍生而取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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