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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受”
二句，是说如不接受叛而复返的舍楞，终将为盗滋事，莫若安顿下来使他们成为安分守己的百姓。
这里体现了清廷的民族政策与安抚手段。
也正是出于安定大局的考虑，嗣后不久即颁发官印，安排“土部”
六个核心成员分任各地的盟长，彻底改变了统一立汗的体制。
这是清政府为防止其独立所采取的“众建以分其势”
，“指地安置，间隔而住”
的重大策略。
这样处理也使个别成员酝酿中的争权夺位的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
安置地点主要在新疆，一部分在布克赛里、精河一带，一部分在科布多、阿勒泰地区，一部分在博斯腾湖一带。
三
近年来，反映土尔扈特部东归的文艺作品不少，就中以歌剧《苍原》和电影《东归英雄传》的影响大一些。
它们在塑造渥巴锡英雄形象的过程中，对于矛盾发展、情节设置、人物刻画等方面进行多方面的探索，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有些问题处理得未尽合适。
这里探讨的不是历史题材能不能加工处理，而是如何处理更合理、更真实。
众所周知，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
写历史须实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重组，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只要能表现真实历史的内涵，不必每一件都尽合榫卯。
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更深入地探寻历史的规律，也不妨变换视角和调整视点。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但也并非凭空架构，而是对历史题材有选择地加以取舍，通过艺术构思进行了成功的再创造。
就此，鲁迅先生指出“据正史则难于抒写，杂虚词复易滋混淆”
。
应该承认，《三国演义》的作者正是面临着这种两难的境地。
但罗贯中毕竟是出手不凡的巨擘，他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显然，较之罗贯中，《苍原》与《东归英雄传》的编导艺术活动天地更大一些。
三国人物故事流传久已，为人们所熟知，这就使创作构思受到某种预定的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人物、主线和重要情节。
而土尔扈特部东归的经过，史料记载有限，世人知之甚少。
这样，剧作家便有了更多的创作余地，尽可自如纵笔，而无须更多顾忌。
这原是有利条件，但也是一个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弄得不好，就可能离开史实过远。
这也是应该加以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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