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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许多戛戛独造之处。
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会在一种难以排拒的**下，感受到审美人生的愉悦，自由心灵的驰骋。
魏晋名士大都有鲜明的个性、独立的人格。
他们思想活跃，机智通达，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出言清通简要、玄澹高渺。
后人常以奇松、峭石、琼枝、玉树喻之，反映出他们行为举止的超拔特异。
这在被鲁迅先生称为“名士的教科书”
的《世说新语》中，有最充分的展现。
时代的飙风吹动了亘古的一池死水。
一些作家、诗人，生当战事连绵、生计艰难、流离转徙之际，得以丰富阅历，深化思想，从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
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文学的大幸、美学的大幸，成就了一大批自由的生命，成就了诗性人生。
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迸射出生命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值得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自由、美学自由、生命自由的时代，留下了文化的浓墨重彩。
清代诗人赵翼在《题元遗山集》中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之句，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道理。
当然，这也正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伟大诗人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
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
由于曹氏父子倡导于上，加之本身都是大文学家，当时又具备比较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有利的创作环境，那些饱经忧患、心多哀思的文士们的创作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
于是，建安才士源源涌现，多至数以百计，他们的诗赋文辞，特别是以曹植为代表的五言诗，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这为西晋时期文学事业的飙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时期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文学“家族化”
十分明显。
许多家族一门多秀，文人辈出。
他们一方面以家学渊源和文人化的创作形态为时代增光添彩；另一方面，又以世代相传的相近或相似的创作风格、创作经验使文学链条得以延续发展。
单以西晋而论，如傅玄父子、潘岳叔侄、陆机兄弟、张载三兄弟、左思兄妹等，都是相竞而生，相并发展的。
正如南朝诗学大家钟嵘所说：“太康（晋武帝年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一时文华荟萃，人才辈出，流派纷纭，风格各异。
继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之后，相继活跃在文坛诗苑中的正始诗人、太康诗人、永嘉诗人，薪尽火传，群星灿烂。
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概括汉魏至唐宋的主要诗家以及流派，一一加以论列。
其中，至少五分之一说的是西晋诗人。
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
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
这里说的是建安文学的流风余韵多存留于晋朝，也就是说，晋诗传承着、赓续着建安遗风。
你看那大将军王敦，酒酣耳热之际，拿铁如意敲击着唾壶以为节拍，歌唱曹操所作的乐府诗，以至壶口尽缺，足见晋人之风流倜傥。
至于钟嵘对晋人张华的诗的评论，“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就未免过于褊狭、苛刻了。
如果他所说的是真，那么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的诗，又将奈何！
他们的“新声”
里的缠绵悱恻之情，可是远远超过张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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