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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杜牧《华清宫三十韵》中亦有“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
之句。
“血污游魂”
，“休洗莲花血”
，“血泪相和流”
，“喧呼马嵬血”
，血，血，血！
显然，在这些诗人的心中，杨贵妃绝非如正史所记是被缢死的。
既然不是被缢而死，那么“佛堂前”
“梨树下”
之类的记载，也就值得怀疑了。
这又产生一个死的地方的争议。
相当一部分论者认为杨贵妃死在乱军之中。
且看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中关于这段乱象的记载：
吐蕃王国使节二十多人，正拦住杨国忠马头，诉苦说找不到饮食，杨国忠还没回答，士卒们就大声呼喊说：“杨国忠联合胡人叛变！”
有人一箭射出，射中杨国忠的马鞍。
杨国忠惊骇逃跑，逃到驿站西门里，士卒们一拥而上，把他乱刀砍死，并像杀猪一样，剁下他的四肢，用长枪挑起人头，竖在驿站门口；同时，诛杀他的儿子、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杨暄，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
总监察官魏方进斥责说：“你们怎么敢谋害宰相？”
士卒又把他砍死。
最高监督长韦见素得到混乱消息，出来察看，士卒扑上去，用铁器猛击他的头部，打得脑血齐流。
已经失去理智的士卒，多年的积愤无处发泄，实在忍无可忍了，便进行疯狂报复。
冤有头，债有主。
在这种情况下，把罪魁祸首杨氏家族“一锅端”
、剪草除根是他们共同的意志。
既然随行的两个姐姐都被杀掉了，杨贵妃也完全有可能死在乱军兵刃之下。
因此，诗人们所写的未必都属无稽之谈。
其实，诗是完全可以用来证史的。
现代史家就颇为推崇“以诗证史”
的治史方法，也就是以“诗”
为史料来证史、说史，解读历史。
在这方面，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做出了楷模式的探索，达到了高妙的境界。
关于为什么可以“以诗证史”
，陈先生说得十分清楚：“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
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
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
当然，有些史家对“以诗证史”
的做法持有异议。
他们认为，包括诗在内的文学创作，固然需真实的史实为原形素材，尤其是诗史性的作品，纪实成分很大。
但是文学作品毕竟有特殊的品格——既可虚构，也可纪实，它对“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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