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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赋《一剪梅》词来描画这种时弊：“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曾国藩由于深受儒学濡染，志在立功扬名，垂范万世，肩负着深重的责任感，尽管老于世故，明于趋避，却同这类“琉璃蛋”
“官混子”
判然有别。
五
对于阅世极深的曾国藩来说，不会看不出封建官僚政治下的人生不过是一场闹剧，原是无须那么较真的。
他自己也说过，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终身黯然退藏。
难道他们有什么特异的天性？不过是他们真正看到了宏观现实，领悟了一般人所追逐的不值得计较。
自古以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踞权要之时，简直不可一世；等到他们死去以后，跟那些“营营而生，草草而死”
的厮役贱卒原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那些处高位而猎取浮名者，竟然泰然自若地以高明自居，不晓得自己和那些贱夫杂役一样都要归于汩没，到头来并没有什么差异——这不值得悲哀吗？
我们发现，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即“分裂性格”
。
比如，他上面那番话说得多么动听，可是，行动却恰恰相反，言论和行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
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要“毫发无遗憾”
，结果自是加倍苦累，而且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
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
清廷对此早有察觉，曾降谕直白地加以指斥：“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辞巧辩。
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
。
至于曾国藩身旁的人，就更是洞若观火了。
幕僚王门运在《湘军志》一书中对曾氏多有微词，主要是觉得他做人太坚忍、太矫情。
与曾氏有“道义之交”
的今文经学家邵懿辰则毫不客气，当面责之以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
。
左宗棠更是专用一个“伪”
字来戳穿他的画皮，逢人便说：“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作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家，曾国藩的“高明”
之处在于接受程朱理学巧伪、矫饰的同时，却能不为其迂腐与空疏所拘缚，表现出足够的成熟与圆融。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
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
时日既久，他也自我认同于这种面具，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他尝以轻世离俗自许，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轻世离俗，说明已经彻悟人生，必然生发出一种对人世的大悲悯，就会表现得最仁慈、最宽容，也会最轻松、最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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