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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看到一本“语录体”
的书，从曾国藩的诗文、家书、函札、日记中摘录出治生、用世、立身、修业等内容，名之曰“人生苦语”
。
一个“苦”
字将曾公的全部行藏、心迹活灵活现地概括出来，堪称点睛之笔。
四
曾国藩以匡时济世为人生的旨归，以修身进德为立身之本，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无疑是承传了孔孟之道的衣钵，但他同时也有意识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营养。
他兼收儒、道两种不同的传统智慧，因而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兼收孔老、杂糅儒道最为纯熟、最见功力的。
由于他机敏过人，巧于应付，仕途基本顺遂，加之立功求名之心极为热切，简直就是一个有进无退的“过河卒子”
，因而未曾真正地退藏过。
但是出于明哲保身和韬光养晦的策略上的需要，他还是把“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
奉为终身的座右铭，把黄老之学看作一个精神的逋逃薮，一种适生价值与自卫方式，准备随时蜷缩到这个乌龟壳里，一面咀嚼着那些“高下相生，死生相因”
的哲理，以求得心灵上的抚慰，一面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的权谋中，把握再生的策略。
同是道家，在他的眼里，老子与庄周的分量并不一样。
他奉为效法榜样的三十二位古代圣哲中有庄周而无老子，其实这是一种“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
的障眼法。
庄周力主发现自我，强调独立的人格，不仅无求于世，还要遗身于世虑江山之外，不为世人所求。
这一套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旷达恣肆，彻悟人生的观点，与曾国藩的目标无异于南辕北辙。
而作为权谋家、策略家、彻底的功利主义者的老子，更贴近他的需要，符合他的胃口——儒家是很推崇知进退、识时务，见机而作的，孟子说过：“孔子，圣之时者也。”
曾国藩平生笃信《淮南子》“功可强成，名可强立”
的说法。
“强”
者，勉强磨炼之谓也，就是在猎取功名上要下一番“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强勉功夫。
但曾国藩有别于那种蛮干、硬拼的武勇之徒。
他的胞弟曾国荃刚愎自用，好勇斗狠，有时不免意气用事。
曾国藩怕他因倨傲招来祸患，总是费尽唇舌，劝他要“慎修以远罪”
。
听说其弟要弹劾一位大臣，曾国藩当即力加劝止，他说：“这种官司即使侥幸获胜，众人也会对你虎视眈眈，侧目相看，遭贬的人也许无力报复，但其他人一定会蜂拥而起，寻隙启衅。
须知，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处身险境，不能不考虑后果。”
他告诫其弟：“从此以后，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向掀天揭地处着想。”
这并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为位高名重，不如此就处处都是危途。
清代道、咸以降，世风柔靡、泄沓，盛行一种政治相对主义和圆融、混沌的处世方式。
最典型的是道光朝的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身名俱泰，门人向他请教，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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