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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之后，元朝（1297～1368）的吴澄接受了朱子的挑战，寻得了一个合理的结论，认为那些篇所谓“古文”
不是真正的《尚书》的一部分，而是很晚出的伪书。
因此吴澄作《书纂言》，只承认二十八篇“今文”
，不承认二十五篇“古文”
。
然而还要等到十七世纪又出来一个更大的学者阎若璩（1636～1704），才能够给朱子在十二世纪提出的关于《古文尚书》的疑惑定案。
阎若璩花了三十多年功夫写成一部大著作《尚书古文疏证》，他凭着过人的记忆力和广博的书本知识，几乎找到《古文尚书》每一句的来源，并且指出了作伪书的人如何错引了原文或误解了原文的意义，才断定这些篇是有心伪造的。
总算起来，阎若璩为证明这件作伪，举了一百多条证据。
他的见解虽然大受当时的保守派学者的攻击，我们现在总已承认阎若璩定了一个铁案，是可以使人心服了。
我们总已承认：在一部儒家重要经典里，有差不多半部，也曾被当作神圣的文字有一千年之久，竟不能不被判定是后人假造的了。
而这件可算得重大的知识上的革命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哲人朱子的功绩，因为他在十二世纪已表示了一种大胆的怀疑，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只是他自己的工夫还不够解答的问题。
朱子对《易经》的意见更要大胆，大胆到在过去七百年里没有人敢接受，没有人能继续推求。
他出了一部《周易本文》，又有一本小书《易本义启蒙》。
他还留下不少关于《易经》的书信和谈话记录。
他的最大胆的论旨是说《易经》虽然向来被看作一部深奥的哲理圣典，其实原来只是卜筮用的本子，而且只有把《易》当作一部卜筮的书，一部“只是为卜筮”
的书，才能懂得这部书。
“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文王重卦作繇辞，周公作爻辞，亦只是为占筮。”
“如说田猎、祭祀、侵伐、疾病，皆是古人有此事去卜筮，故爻中出此。”
“圣人要说理，……何不别作一书，何故要假卜筮来说？”
“若作卜筮看，极是分明。”
这种合乎常识的见解在当时是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见解。
然而他的一个朋友表示反对，说这话“太略”
。
朱子答说：“譬之此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明。
若能尽去其障，使之体统光明，岂不更好？”
这是一个真正有革命性的说法，也正可以说明朱子一句深刻的话：“道理好处又却多在平易处”
。
然而朱子知道他的《易》只是卜筮之书的见解对他那个时代说来是太急进了。
所以他很伤心地说：“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
向来诸公力求与某辨，某煞费力气与他分析。
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力气分疏。”
朱子的《诗集传》（1117）在他身后做了几百年的标准读本，这部注解也是他可以自傲的。
他这件工作有两个特色足以开辟后来的研究道路。
一个特色是他大胆抛弃了所谓《诗序》所代表的传统解释，而认定《雅》《颂》和《国风》都得用虚心和独立的判断去读。
另一个特色是他发现了韵脚的“古音”
；后世更精确的全部古音研究，科学的中国音韵的前身，至少间接是他那个发现引出来的。
作《通志》的郑樵（1104～1162）是与朱子同时的人，但是年长的一辈，出了一部小书《诗辨妄》，极力攻击《诗序》，认为那只是一些不懂文学，不懂得欣赏诗的村野妄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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