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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以新文学为世界进步文学新拓的支流来矫正文坛的民间化与传统化倾向，以“现实主义”
来反驳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胡风的“现实主义”
与西方的在浪漫主义之后现代主义之前的现实主义并非一个概念。
因为现实主义推崇客观的写实性，要在细节真实的基础上真切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胡风的现实主义却是以“主观战斗精神”
为特征。
因而在胡风的“现实主义”
概念中，已经容纳了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这正如在鲁迅直面人生的写实小说中，已经容纳了浪漫主义的抒情与现代主义的深度，在改造国民性上体现了主体意志对客体的拥抱与占取。
因此，与其说胡风的现实主义是取自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的概念，倒不如说是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理论总结。
胡风的现实主义注重文学的主体性，他之所以推崇“主观战斗精神”
，就在于他想在“现实主义”
的概念中，保卫五四个性解放的文化遗产。
个性的自由以及为了承受这种沉重的自由而需要的主观强力，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进行理论倡导并在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实践的，如今都融会到胡风“主观战斗精神”
的概念中。
尽管胡风注重主观，但以“主观唯心主义”
来概括他的观点确实是冤枉了他。
他对主观的注重，仅仅是为了创作主体具有坚强的拥抱客观的力量与正视人生血泪的勇气，因而他坚决反对逃入主观独善其身，或者躲进艺术之宫为艺术而艺术。
感时忧国的使命感使他要求作家以坚强而诚实的主观，去直面现实人生的血痕和泪痕。
用胡风的话说，就是要求作家“主观力量底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批判”
；因为人民大众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和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
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些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
在这里又捍卫了鲁迅的启蒙主义。
鲁迅是以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及主体内部的激烈冲突来冲击中国传统文学的和谐美的；胡风的创作论则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冲突：“对于血肉的现实的人生的搏斗，是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但也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
——“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
鲁迅以“几乎无事的悲剧”
，说明题材并不能左右艺术的价值；但抗战之后题材决定论越来越困扰着作家，胡风就反对题材决定论而倡导“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
：“即使在最平凡的生活事件或最停滞的生活角落里面……也能够看出真枪实剑的，带着血痕和泪痕的人生。”
胡风对抗战文学背离鲁迅传统的反省与对客观主义、主观公式主义的批判，早就引起一些文人的不满。
从1945年开始，舒芜发表在哲学上声援胡风理论的《论主观》，何其芳、黄药眠等人对舒芜的主观论及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开始批评，到1952年舒芜反戈一击自我检讨，胡风在当时确实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
而且除了舒芜，团结在胡风周围的那么多人都具有鲁迅式的硬骨头精神，他们宁肯跟着胡风受苦乃至坐牢，也不愿踏着胡风的血以求自己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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